消费、维持和崩塌:明星人设的三重逻辑

摘要: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是明星、文娱资本、社会大众和粉丝多方力气共同互动的结果，因而存在“人设崩塌”的风险。本文从明星人设消费、维持和崩塌三个方面，剖析了明星人设的内在张力，并以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明星人设需求满足粉丝和大众的角色等候、明星自身的角色认知，方能中止角色理论。而在这一过程中，明星人设维持的前台与后台、传媒的编码与解码、粉丝的维护与抗争之间的三重张力，构成了人设崩塌的可能。明星人设的崩塌不只招致明星职业展开危机，也会构成粉丝认同危机和社会失序危机，需求加以引导和规范。

关键词:明星人设;社会角色;人设崩塌;传媒;粉丝

一、问题的提出

文娱文化的速食主义使极简化、标签化的明星人设成为多方建构的产物，而内部的张力却使“人设崩塌”事情层出不绝。2019年初，翟天临学术造假事情致使其“学霸”人设崩塌;许志安、张丹峰“出轨门”事情使其“好男人”人设崩塌;赵立新因发表冒犯爱国底线的不当行动使其“高知戏骨”人设崩塌;王源公众场所吸烟使其灵巧阳光的大男孩人设大受影响。这些“人设崩塌”事情不只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影响着社会群体特别是青年群体的认知，需求对其加以深化剖析和讨论。

1.明星人设:社会建构的意味性符号

“人设”即人物形象的设定，原指小说、电影、动漫作品中作者在人物家庭、外貌、性格、衣着、外型等方面的设定[1]。随着大众文化的提高和影视文娱产业的展开，“人设”开端与造星流程联络在一同，演绎出超出虚拟作品之外的“明星人设”。所谓明星人设，主要指明星传达给大众的整体形象，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意味性符号。这一意味性符号建构的主体具有多元性，人设是明星和文娱资本客观包装、刻意营造的结果;是社会大众因明星个人习气、性格或特别成就而给予的社会标签;也是粉丝将明星在影视作品或舞台中的虚拟角色与个人理想生活相分离而构成的情感转移;以至是资本、传媒、明星和粉丝多方互动的结果。但是关于明星人设，无论是客观建构的结果还是客观形象的反映，都在实质上赋予了细致的人以笼统的意义，使之具有契合大众审美的符号价值[2]。

2.粉丝:明星人设制造的第三种权益

中国明星人设始于文娱文化大众化的展开。20世纪90年代香港文娱文化流入内地，“玉女”“天王”等明星标签开端盛行，由此成为明星人设营造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明星人设的营造因社会容纳性不强而更多地成为一种迎合大众主流审美的文化意趣。但到21世纪初，特别是2005年《超级女声》粉丝力气兴起后，明星人设的营造开端表示出多元化、个性化的特征，应战主流审美的明星人设开端呈现，如“中性风”“女汉子”“软妹子”，由此开端进入“全民人设文娱化”的新阶段。然后，随同社会生活网络化的进程以及网络粉丝社群的兴起[3]，特别是2015年以来粉丝文化的展开，使明星与粉丝互构的“老干部”“学霸”“锦鲤”“总攻”“仙女”“注孤生”等更契合粉丝群体想象和社会预期的人设开端呈现，由此进入“粉丝人设建构”的新时期。

“粉丝人设建构”不同于“全民人设文娱化”，由于明星人设建构的主体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文娱资本和传播媒介，而是自下而上的粉丝需求。随同中国垄断性文娱体制变革，粉丝不再是等候文娱体制收编的对象，而成为参与文娱造星流程的第三种权益。粉丝的喜好成为市场的需求，是文娱资本制造“明星人设”的重要依据。而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如微博、微信、Facebook、Instagram等自媒体的兴起，为粉丝参与“明星人设”的制造提供了平台和工具。粉丝能够经过网络更为直接、快速、全面天文解明星的作品、生活和喜好，从而大大缩短了与明星之间的距离;同时，网络也方便了粉丝与粉丝社群的互动，基于网络而构成的网络粉丝社群不只增强了粉丝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也增强了粉丝关于粉丝社群文化的认同[4]，从而能够集体演绎出契合粉丝偏好的明星人设。

3.明星人设崩塌:粉丝认知危机

在文娱资本、大众传媒和粉丝的参与下，明星人设开端呈现出丰厚性和精密化的特性。人设的构成不再仅关注明星的形象、表演、作品等公共背景性资料，还包含明星的人物性格、生活习气和行为方式等荧幕之下的社会信息。明星人设的类型也不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自上而下式的审美偏好，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性，因愈加生活化而契合大众的需求。但是，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是明星、文娱资本、大众和粉丝多方力气共同互动的结果，亦存在“人设崩塌”的风险。所谓“人设崩塌”，即指明星传达给大众的整体形象与大众对明星的形象认知间存在矛盾关系，由此招致明星形象定位失败[5]。在网络时期，作为满足大众希冀和情感寄予的明星偶像，其所营造的人设契合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由此成为粉丝，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学习的标榜;而明星人设的崩塌，对粉丝的认知和青少年的行为均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需求学界给予应有的关注。

1.社会角色理论中的明星人设建构与崩塌

从社会角色理论来了解明星人设，可将明星人设视为社会角色的一种类型。所谓社会角色即与人们社会身份和位置相分歧的一整套权益、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方式，是人们对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等候[6]。社会角色理论以为，人的社会化过程实质上就是角色学习和承担的过程，即学会了解他人关于角色的等候，并依照这种等候从事角色行为的才干。明星人设实质上是明星对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的表演，背地预设着某种契合大众等候的道德伦理立场，契合社会规范请求的行为方式。明星人设的表演是对这一社会角色的道德示范。例如，明星“好爸爸”“国民媳妇”等人设，其实是对“爸爸”和“媳妇”等社会角色的表演，起到角色的道德示范作用，从而潜移默化地向社会传送契合角色伦理规范请求的义务和义务。

人的社会化过程使个人承担不止一种社会角色，而是一组角色集，从而使多种社会角色集于一人身上。个人社会角色的表演将依据不同场所而中止调整。由此，戈夫曼提出了戏剧理论，以为社会是一个舞台，全体社会成员是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不同社会角色的演员，他们在社会互动中表演自己，从而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己所构成的印象[7]。社会角色的习得就是在等候角色的指导下，领悟角色的内容，从而理论角色。但是，一个人自身的素质、才干、水平和他表演的社会角色之间可能存在差别，从而拉大角色距离，引发角色抵触。

角色抵触包含两种类型:角色间抵触和角色内抵触。角色间抵触是不同角色承担者之间的抵触，由于角色利益的对立、角色希冀的差别，不同的角色表演者按自身认定的角色规范行事。角色内抵触则是表演多种社会角色的个人自身内部的抵触，由于一个人承担多种社会角色，角色间目的的对立或规范不相容，会招致角色间的抵触。明星人设的崩塌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角色的抵触，由于明星没能完成大众对其所承担社会角色的等候或其承担不同角色间的抵触而招致角色表演失败。

2.符号消费理论下的明星人设建构与崩塌

鲍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以为，消费社会的来临使物品不再仅仅是消费的对象，还包含物品作为意义指涉的关系结构，是“符号-物”的意义体系。人们对物品的消费转向对符号的消费，物品要成为一种商品，必须先消费出背地的符号价值。“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是作为意义指涉的关系—由于它和这个细致关系之间，存有的是一种恣意的偶尔和不分歧的关系，而它的合理分歧性，也就是它的意义，来自于它和一切其它的‘符号-物’之间，笼统而具有系统性的关系”[8]。物品的运用价值和交流价值向符号价值转变，人们的符号消费过程实质上成为一个对自身重新编码、意义重新建构的过程[9]，人们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界定自己。

从符号消费理论来看，明星作为一种商品，人设是其背地的符号价值。人们不只消费明星的作品，还消费其所代表的符号体系和价值观念。随同文化工业化的展开，文娱文化呈现出商品化的属性，因而，明星和资本公司需求建构出与明星特质和市场需求相分歧的人设符号以获取市场资源和消费机遇。明星人设好像明星一样，成为文化工业化消费的产物，以消费消费符号并缩短与大众的社会距离。

鲍德里亚以为，符号消费之所以可能是由于电视、报纸、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技术支撑，这些媒介不只成为符号消费的共谋者，还成为符号消费的消费者。但是，媒介的参与也使人们被符号所包抄，失去了对符号中止理性判别和自主选择的才干，由此被符号所支配，招致消费的异化。明星人设的崩塌就是这种符号消费异化的表示。明星作为一种商品与附着在这一商品之上的符号呈现出对立的张力关系，明星、文娱资本和大众传媒“自上而下”建构的人设符号与粉丝和社会大众“自下而上”的符号消费需求发作了错位。

3.明星人设的社会功用

目前学界关于明星人设社会功用的剖析存在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从明星人设消费的视角着手，强调人设的消费属性[10]，以为明星人设作为一种商业产品，是文娱资本获取商业价值的重要伎俩。明星需求人设给予人性化的设定，以与特定的市场资源树立联络，从而取得商业价值[11]。例如，演员刘涛经过“国民媳妇”“贤妻”的人设，取得多家食品、母婴、家居等品牌的代言，而在《欢乐颂》干练、聪明、霸气的“安迪”精英人设后，刘涛开端代言保时捷汽车、萧邦珠宝、兰蔻化装品等高端品牌。在这一视角下，明星人设和品牌所传送的价值理念切合度越高，大众对明星和品牌的认知越统一，就越有利于产品品牌的树立，更有利于明星人设经济效益的转化。第二种途径则从明星人设需求的视角着手，强调人设的文化意涵，以为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是粉丝及粉丝社群追求文化归属和认同的重要伎俩[12]。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符号消费方式，其目的不是寻求同质化，而是经过差别性的诉求界定自我、建构身份。

综合来看，无论是强调人设的消费属性，还是强调人设的文化功用，明星人设的崩塌都会对明星和社会产生严重影响，不只影响资本的循环和再消费，也会深深影响粉丝和社会大众的角色认知和文化认同。本文拟从人设消费、人设维持和人设崩塌三个方面剖析作为社会产物的明星人设所存在的内部张力和外部矛盾，从而提示明星人设崩塌的潜在逻辑。

三、人设消费:社会角色建构的内在张力

1.社会角色的认知张力

人设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是一种社会标签的外化，内隐某种固定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明星人设一经设定，经明星演绎和大众传播媒介渲染，即固着在明星的行为方式中，被粉丝和社会大众所感知、认同。但是，明星人设是一种功利性社会角色，不同于表示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表示性社会角色，其以追求效益和实践利益为目的，随着市场环境和资源变更而变动的可能，也存在明星不能胜任或不顺应所建构角色的可能。例如，不时营造“博士学霸”人设的演员翟天临，由于不知“知网”为何而招致“博士学霸”人设崩塌。人设的相对稳定性与明星所需人设的变动性矛盾，培育了明星人设崩塌的可能。

同时，个人社会角色的表演是基于对其所承担社会角色的认知，而由于主客观要素，人们对角色希冀、角色认知方面的差别会招致明星角色表演和社会角色认知之间的张力，从而招致明星人设的崩塌。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笼统的符号，背地具有一套固定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请求。但是，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和不同社会位置等要素，会招致人们对某一社会角色有着不同的预期和认知，从而招致不同的角色表演行为。这种因角色预期和认知倾向而招致的人设崩塌，会使明星在角色表演中呈现失调现象，无法胜利表演既定人设而不得不退出。

2.社会角色的表演张力

在信息爆炸的时期，人们习气于接受快速、快消的信息，中止快速的信息输入和内容输出。“人设”就是一种被刻意编写的利于有效沟通的砝码，它将个人身上的信息浓缩成一个简短的标签，用于快速传播，以构成一种能够被快速记忆的符码[13]。随着文娱文化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展开，推崇明星社会角色特地化、明星形象类型化的明星人设已成为“明星制造”的重要环节。明星要疾速取得社会大众关注、大众媒介报道、文娱资本投资，就需求用“人设”来凸显个人特征中止自我标榜。

因而开发出辨识度高、关注度高、受欢送的“人设”，就成为文娱工业产业合理化和系统规范化的运转逻辑。明星若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辨识度的标签，就能取得相应的市场资源和社会关注，像“硬汉”吴京、“鬼马精灵”周冬雨、“雨神”萧敬腾等。但当明星被人设化，意味着明星只是一个碎片化的存在，不再具有整体性的人格诉求和完好的角色形象。这种标签化的角色很多时分与明星真实的自我不全面、不客观、不真实，短时间可能会获利，但从耐久来看，存在潜伏危机。

在福柯的规训理论中，规训是一种内化的不自由险境，真实之处，方有自由。明星人设作为明星行为的一套“面具”和“桎梏”，限制了其对真实自我的展示，从而绑架了真实的自我。人设的崩塌，其实就是真实自我和这套“面具”及“桎梏”对立的结果。

四、人设维持:明星、传媒和粉丝的张力

1.明星:人设维持的前台与后台张力

在戈夫曼的戏剧理论中，其以为，人们为了在社会舞台中中止表演，分辨出了前台和后台。前台是一种有认识的表演，即观众能够看到并从中取得特定意义的表演场所，而表演者也知道被观众所观看，呈现的普通是能够被社会接受和认同的形象;然后台则是相对前台而言的，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或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场所，因然后台是不让观众观看且限制观众与局外人进入的舞台部分[14]。普通状况下，人们会把他人或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藏匿在后台。戈夫曼在前台和后台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人们不能将前台的行为用于后台，也不能将后台的行为在前台表演，否则即会引发角色紊乱。

明星人设其实是一种明星在前台的形象，人设的维持需求明星分清前台与后台并维持在前台的角色形象。但是随同社会生活网络化的进程，特别是社交网络和自媒体等网络技术的展开，社会大众逐步取得挑起后台幕布的“竿子”，能够偷窥明星在后台的行为和形象。由此明星所表演的角色从前台延伸至后台，虚拟和理想的界线被突破。前台和后台界线的含糊一方面招致明星不同角色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招致明星在后台面对观众的自我焦虑，由此构成人设崩塌的潜在危机。

而互联网的展开在含糊前台和后台界线的同时，也在不时挤压前台的空间，使后台的面积不时扩展，以至影响明星在前台的表演。互联网使社会大众取得了解明星的机遇，使其能够中止更为直接的沟通，从而大大缩短了和明星之间的社会距离。社会大众，特别是粉丝能够经过网络了解、发掘、跟踪明星在后台的偏好、行为和观念，并经过网络中止传播，使后台在空间上不时蔓延，减少了前台的表演空间。例如不时表演“老干部”的靳东，不时在前台表演的是稳健谦逊、博学有才、睿智多金的精英人设。而社会大众却经过微博等社交平台察看到其在后台的学问局限和刻意表演，从而引发对其前台表演和形象的质疑，从而招致其人设崩塌。

当然，前台和后台的行为差别不一定都会招致明星人设的崩塌，有时分，后台的行为能够辅佐树立前台的人设。例如，演员景甜虽参与多部大制造影视作品，但仍不为观众所熟知，却由于直播洗脸而爆红，树立起“貌美肤白”的人设。演员袁姗姗曾因剧中角色而被请求“滚出文娱圈”，却因运动健身而成为“马甲线女孩”，完成形象逆转。

2.传媒:人设维持的编码与解码张力

媒介即讯息，在泛文娱化的新媒介时期，传媒成为大众文化控制的重要工具，控制着对符号中止编码的权益[15]。明星人设，好像信息流通一样，也经过消费、流通、消费和再消费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只取决于明星和文娱资本的运作，也有赖于传媒这一信息传播的技术工具。首先，传媒将明星和文娱资本消费的人设重新编码以有利于人设的快速传播。由于明星人设需求被符号化，“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情不能以这种方式经过电视新闻来传播。事情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方式范围之内符号化......事情在变为可传播的事情之前，必须求变成一个‘故事’”[16]。因而，传媒经过编码建构了明星人设，这种建构不是来自对明星的全面认知，而是完整由明星人设这一符号所包含的意义和想象来中止建构。这种建构使明星人设固然有利于媒介快速传播，却失去了对明星这一个体更为人格化和多元化的解读。

其次，传媒也将社会受众接受和消费的人设重新解码。霍尔以为，大众文化是被压榨者文化和被排斥之阶级反对权益支配的竞技场，受众并不是媒介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主导符码的范围内对编码中止积极的解码。“流通和接受在电视传播中实践上就是消费过程的‘环节’......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电视信息的消费或接纳自身也是电视消费过程的一个‘环节’”[17]。因而，固然明星人设是明星和文娱资本经过传媒中止的编码，但是社会大众也能对这一编码中止积极的解读，通常，作为一种对立，这种解读常常与编码遵照着不同的逻辑。

在对人设的编码和解码间，符码或许并不是完整对称的。对明星人设的了解依赖于明星、文娱资本、传媒、传媒之下的受众之间树立的对称关系。但是，他们之间关系与位置的结构差别在对明星人设这一符码转换和脱离话语方式这一环节中被“扭曲”和“误解”，构成人设崩塌。

3.粉丝:人设维持的维护与抗争张力

粉丝是明星的敬慕者或跟随者，常常与明星之间存在一种崇拜、留恋和模仿的关系。随同中国垄断性文娱体制变革和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展开，粉丝不再仅仅是被动接受明星相关信息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而成为参与明星消费、传播和营销的谋划者，成为明星人设维持的重要力气。

首先，粉丝是明星人设维持的维护者。明星人设是明星的一种社会标签，代表着明星的特性或性格。一方面，明星人设有利于明星拉近与粉丝或社会大众的距离，迎合社会大众的社会希冀。例如“吃货”人设不只能够塑造明星心爱的一面，也增强了明星平易近人的社会印象。另一方面，明星人设能够提升明星的知名度，并将这种知名度与市场资源和品牌树立联络。因而，明星人设作为一种商品，具有十分重要的商业价值。而粉丝，作为与明星具有拟态密切关系的群体[18]，参与明星的消费制造流程，是明星人设维持的维护者，并经过对明星人设的维护为明星的职业展开提供更多的资源渠道和展开机遇。

其次，粉丝是明星人设维持的抗争者。正如詹金斯所言，粉丝是主动的消费者、熟练的参与者，是从借来的资料信息中建构自身文化的“游猎式的文本盗猎者”[19]。作为一个文化上边沿、社会上弱势的个体[20]，粉丝常常从完好的作品中中止积极的攫取，以构成属于他们的参与性文化。因而，固然明星、文娱资本和传媒建构了明星人设，粉丝也在积极维护明星人设的完好性以辅佐其取得更多的资源和机遇。但是粉丝作为积极的盗猎者，常常比普通受众更关注也更有机遇取得与明星相关的讯息，而这些讯息存在与明星既有人设相左的可能。因而，在这种状况下，粉丝即成为明星人设维持的抗争者，盼望明星解脱人设的“桎梏”，做一个高兴的自我。

五、人设崩塌:文娱造星方式的张力

1.明星:人设支撑下的职业展开危机

如前所述，人设是明星的一种标签，影响着明星的商业资源和展开机遇，进而关系到其职业展开进程。人设运作良好，能够使明星取得与之相对应的影视作品、广告代言，也可分享粉丝经济的展开红利;若人设运作失败，则会使明星失去观众信任，并进而招致媒介曝光，丧渎职业展开资源和机遇。例如，不时以“文雅好男人”和“雅痞大叔”人设示人的演员吴秀波，曾取得包含汽车、手机、家居、服饰等30多家广告商的喜欢，并以国内“顶级电视剧咖”而备受溺爱。基于此，吴秀波兴办了6家控股企业和10家关联公司，名利双收。但2018年人设崩塌后，先是吴秀波经纪公司—光线传媒一天损失2亿多，然后其主演的《情圣2》被撤档，参演的北京卫视2019年春节晚会和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全部镜头被强行删除，然后，多家广告商与吴秀波解除了协作关系，职业展开堕入危机。

2.粉丝:人设支撑下的社会认同危机

在现代化进程不时推进的今天，粉丝文化和粉丝社群的呈现被以为是个体化社会中青年以兴味部落和集体情感为纽带，应对传统共同体消解重建情感共同体的努力[21]。因而，明星成为这一情感共同体的中心，被粉丝寄予美好生活的想象和特殊情感的寄予。经过粉丝及粉丝社群一系列的打榜、投票、应援和渲染，明星被粉丝“赋魅”，其符号化的人设即具有了契合粉丝等候和大众认同的形象，粉丝对这一形象产生情感投射，以获取情感寄予和认同归属。

但是，被粉丝建构的明星人设需求与明星自己的真实性格、位置、偏好相分歧，基于粉丝集体想象的明星人设因与明星社会距离较大而容易招致所建构人设的崩塌。而这一人设的崩塌，对粉丝将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明星人设的崩塌会招致粉丝对明星人设背地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的质疑。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社会标签，背地是一套关于这一人设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它们经过明星的行为而被社会大众，特别是被粉丝认可、践行。但是，明星人设的崩塌会使粉丝自我狐疑和承认，质疑人设背地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例如，不时以“模范老公”“宠妻模范”示人的演员文章，在人设崩塌之后，惹起了粉丝和大众关于两性关系的讨论，进而追问“何为模范老公”等议题，以至有人对“姐弟恋”提出质疑。

其次，明星人设的崩塌会招致粉丝社会认同的危机。粉丝是狂热的消费者，经过消费行为与明星树立起某种拟态密切化的情感关系，来寻求认同和归属。特别是在网络技术不时展开的今天，粉丝依托互联网所构成的网络粉丝社群，更成为他们集体建构粉丝文化、构成群体归属、寻觅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他们经过观看明星的影视作品、置办明星代言的产品、集体参与明星的工作布置，来取得一种社会存在感和满足感。而明星人设的崩塌是对其既往行为和价值的全盘承认，寄予在明星人设之上的文化、群体和认同因失去了明星人设这一附着物而逐步丧失。如宋仲基和宋慧乔的“双宋cp”从荧屏情侣到理想夫妻，承载了无数观众对恋情的神往和幻想，“圆满婚姻”的人设也圈粉无数。当“金童玉女”梦境般的婚姻破碎时，很多粉丝失去情感的寄予，以至不再置信恋情。同时，当粉丝理性开端回归，情感的失落和群体的落差将会招致社会认同危机。例如，在粉丝群体类型中，有一种特地歹意争光明星的粉丝，被称为“黑粉”，他们常常打着“挚爱”的幌子，用显微镜寻觅明星的缺陷与缺乏，歹意挑唆明星之间或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实质上看，黑粉即是一种因所希冀明星人设与明星细致行为之间差别而构成的一种认同抵触的产物，认同的缺失招致了行为的失范。

3.社会:人设支撑下的社会失序危机

一方面，明星人设是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的表演者，角色背地的社会规范和伦理价值是社会得以良性运转的重要基础，每个社会个体依照既定社会角色的规范请求行事从而使整部社会机器运转良好;另一方面，明星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具有模范带头作用，代表着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是社会次序得以维持的践行者和守护者。而明星人设的崩塌，将会引发人设背地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等社会次序的紊乱，从而引发社会失序的危机。

明星人设的崩塌或因文娱资本形象定位的失败，或因明星印象管理的失败，但更多的是因应战社会规范、扰乱社会次序而构成的崩塌。例如房祖名、柯震东、陈羽凡吸毒事情，黄海波、王全安嫖娼事情，林丹、许志安、李小璐出轨事情，刘晓庆、毛阿敏、范冰冰偷税漏税事情，张云雷借汶川地震讲段子、赵立新发表“日自己为什么不烧紫禁城”的不当行动而构成的人设崩塌，均是应战社会次序、忽视社会规范、冒犯大众底线的表示，这种人设崩塌是冒犯国度法律、违犯社会道德的结果，容易引发社会群体的集体愤恨，制造社会暴力，扰乱社会次序。例如，“不知知网为何物”的学霸人设翟天临，因存在学术造假的行为而构成人设崩塌，并进而引发社会关于教育公平、社会公对等问题的讨论，以至质疑教育和学术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引发社会失序的危机。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以明星人设崩塌作为研讨的切入点，从人设消费、人设维持和人设崩塌三个方面论述了作为社会建构物的明星人设所存在的内在张力。细致说来，在人设消费阶段，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社会标签的外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以追求效益和实践利益为目的的明星产业，存在不能胜任或不能顺应这一社会角色的可能;同时，明星人设的表演基于对这一社会角色的认知，包含社会大众的角色等候和明星个人对角色规范和请求的认知，其中的倾向即会招致明星在角色表演中的人设崩塌。

在人设维持阶段，明星人设是其在前台的表演，在传媒无孔不入的网络时期，明星人设的维持需求将前台的表演和后台的行为统一同来，才干坚持人设的完好性和统一性。而前台与后台的距离以及之间界线的含糊，招致明星不同角色间的抵触，并可能引发明星在后台面对观众的焦虑，从而引发人设崩塌的潜在危机;传媒在明星人设维持阶段不只承担编码的工作，将明星和文娱资本演绎的人设中止符号编码以有利于媒介传播，同时也承担着解码的任务，将粉丝和社会大众对明星的等候和了解中止积极的解码。在这种编码和解码之间，明星人设丧失了人格化和多元化，而仅成为一种有利于传播、接受的符码，在转换和脱离话语中被扭曲，构成人设崩塌;粉丝在明星人设维持中也面临维护和抗争的张力，一方面，他们是明星的跟随者，希望经过明星人设的维持以发挥其商业价值，获取更多资源和机遇。而另一方面，他们是文娱文化的盗猎者，希望经过明星人设演绎出属于自己的文化，而对明星相关资料的搜索会增加对明星人设的质疑，从而抗争明星人设给予明星的“桎梏”。

在人设崩塌阶段，明星人设的崩塌不只使明星面临职业展开的危机，也使粉丝面临社会认同危机，使社会面临社会失序危机。因而，需求明星、粉丝、传媒和政府的集体参与，规范明星人设，促进文娱产业展开。首先，对明星来讲，人设是人的延伸，需求建基于真实的符码之上，只需经过踏实的工作、精深的作品才干支撑起圆满的人设。因而，关于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明星，在增强自律的同时要勇于承担起自身的社会义务，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公众追求积极的社会文化。其次，对粉丝来讲，共同体营造和情感寄予需求建基于真实的社会关系之上，要明晰认识明星人设的功用和价值，不盲目跟随、尊崇和信奉，坚持理性、批判地认识人设崩塌的结果。第三，关于传媒来讲，作为信息的传播者，要合理引导和监控明星的言行，为社会营造健康良好的大众文化环境。传媒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义务，恪守职业准绳，对有损社会次序和伦理规范的人设崩塌事情中止有序引导，舒解潜在抵触。最后，政府需求加大对明星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增加其犯错成本，以发挥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应有的模范带头和道德教化的作用。

刘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措施研讨中心博士研讨生

汤国英:山东协和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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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讨》2019年第12期，P80-86，点击“阅读原文”可下载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