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居夷”到“俗比邹鲁”——明代粤西文治教化途径的文学书 摘要：明代的文治教化政策在粤西流官统治区与土司地域二元政治格局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土司地域的文教理论及效果更是史无前例，文人们也在文学范畴对其途径进行了多角度的书写。书写的中心内容是从“孔子居夷”的立场动身，呼吁民族对等观念的树立，营造良好的时期氛围；基于以“孔子居夷”为意味的民族对等观的树立，促使粤西官员废弃华夷区隔的历史成见，有效扩展文治教化的地域范围和族群类别；以“孔子居夷”所表示的乐教、善教精神为文学意味，鼓舞粤西官员勇担教化的义务，主动全面了解、叙写粤西各民族民风土俗之异，作为“以夏变夷”的前提，丰厚汉唐以来“因俗而治”边疆管理理念的内涵；树立粤西文治教化的中央典型、人物典型，旌表“孔子居夷”的显著效果；描画“孔子居夷”之后粤西“俗比邹鲁区”的文治教化理想图景。文学书写中二元政治格局的粤西经由无差别的文教管理后从“荒夷”到“俗比邹鲁区”的变更，透视出的正是明代粤西从边疆向内地辐辏的政治凝聚力，也彰显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向心力。明代粤西整体逐步“向化”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典型。 关键词：明代粤西;流土二元政治;民族对等;文教书写;边疆管理; 中国历代王朝在粤西(广西古称)设置独立的高层政区，始于晚唐咸通年间岭南西道节度使的任命。后阅历宋代广南西路、元代广西两江道宣慰司政制的沿革，到明代时，粤西才真正完成以今广西地域范围为基础的高层政区的建置[1]。明承元法，在粤西的西部、西南部地域保存土司制，除因循尊重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习俗和组织结构的“以夷治夷”管理方略以外，还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将土官制度归入王朝控制体系的“以流治土”措施，以及增强对粤西少数民族进行围堵、防备的“流土分治”战略。由此，明代粤西境内构成了东、中部地域流官统治区与西部、西南部土司地域并立的二元政治结构局面[2]。 历朝粤西管理之政虽不尽相同,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唐宋以来“制内御外”一直是其基本点。所谓“制内御外”,一方面要在粤西安边治民,不能容忍中央酋豪有割据岭西的野心,另一方面,朝廷把粤西作为拱卫岭南东部、五岭以北的边疆重镇,一直牢牢控制着粤西的疆域保险,不允许外地缘国度对粤西的侵占。因而,封建王朝在粤西的军事行动屡见不鲜。元明时期,元世祖、明太祖、明成祖、明英宗等多次用兵“征南”,与安南树立宗藩关系,滇、黔地域土司亦纳款,进入王朝的控制体系,外地缘政权对西南边疆保险的要挟基本消弭。在此背景下,明朝粤西管理的重点是“制内”。关于如何“制内”,明朝循此前王朝的惯例，从认同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准绳动身，一早就肯定了文治教化的基本战略。不外因民族矛盾尖利、边疆形势演化等要素的影响，该战略在粤西并未得到一以贯之的实行，一度被“威服”思想取代，遭武力镇压等军事措施破坏。笔者曾撰文从边政演化的角度论述明代君臣上下直到嘉靖年间才构成大倡“文治教化”而使“粤壤同风”的粤西管理共识[3]。但有关文教之策在粤西流官统治区如何恢复复兴，特别是在土司地域初次面向瑶僮族群实施并且取得突破性进展，文人们进行了怎样的书写，背地的政治动机和文化意蕴是什么，因篇幅所限，其义未申，因另撰本文予以讨论。 由于粤西是一个“民夷杂处”的多民族聚居地域，文化上呈多元混合型特征。因而，王朝国度对粤西的管理，自汉代统治者提出“以其故俗治”[4]的思想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域的羁縻与流官统治区的教化不时都是相沿成习的管理手段。文治教化战略凝聚了儒家仁政惠民、礼乐敦俗、诗书取士的治国理政的聪慧，但因种种缘由，明代之前粤西文教实施范围大多限于流官统治区和汉族族群，而且效果有限，也经常因易代之际岭南堕入割据紊乱等缘由中缀。 在明代，粤西高层政区建置十分稳定，外地缘边疆保险要挟变小，朝廷派驻的军政机构与粤西土司之间互动频繁，文治教化之策，除了在流官统治区持续深化增强，效果远超前代以外，在粤西土司地域也初步得以落实，表示出较为明显的促进边疆地域内地化的趋向，这一变更趋向值得关注。另外，明代的文治教化政策在粤西二元政治格局中如何细致地去实施和展开，除了帝王和重臣三令五申，粤西官员躬身理论之外，文人们也在文学范畴对其途径进行了多角度的书写。这一文学书写的中心内容是从“孔子居夷”的立场动身，呼吁民族对等观念的树立，营造良好的时期氛围；基于以“孔子居夷”为意味的民族对等观的树立，促使粤西官员废弃华夷区隔的历史成见，扩展文治教化的地域范围和族群范围；以“孔子居夷”所表示的乐教、善教精神为文学意味，鼓舞粤西官员勇担教化的义务，主动全面了解、叙写粤西各民族民风土俗之异，作为“以夏变夷”的前提，给汉唐至宋元时期“因俗而治”的粤西管理理念注入新的内涵；树立粤西文治教化的中央典型、人物典型，旌表“孔子居夷”的显著效果；描画“孔子居夷”之后粤西文治教化的理想图景，表示粤西从边疆向内地辐辏的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 这些牵涉明代粤西文治教化途径的文学书写，作者包含朝廷内外的大臣、任职粤西的官员以及普通文人，作品体裁涵盖诗词、歌谣、散文、游记等。由于粤西属于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域，从文化天文学的角度看又属于弱势文化区，其作为高层政区整体“向化”的历史时间晚于蜀、闽、粤东，又略早于滇、黔，从粤西文学的角度去透视其明代文治教化的进程，总结其特性，不只能够看到王朝文教与地域文学互动的规律，也能够丰厚边疆管理与文学关系的认识。 一、 孔子居夷——作为明代粤西文治教化前提的民族对等观的意味 粤西民族成分多，散布普遍。在明代时，以“瑶、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而田州、泗城之属，尤称强悍。种类滋繁，莫可枚举”[5]。要在粤西推进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治教化之策，必须突破历代王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6]华夏中心观，突破《禹贡》五服之外皆蛮荒的天文空间认识，对等看待粤西的少数民族，这是文教之治落实的基本前提。细致而言，执行粤西文教之治的主体必须具有民族对等的认识。因应这一管理请求，在牵涉粤西文教的文学书写中，“孔子居夷”这一典故被赋予了新的时期内涵，具有了民族对等的意味意义。 孔子居夷之事最早见于《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7]关于孔子居夷的背景，历代注家的基本见地是“孔子疾中国无明君”[8],“圣道不行于中国”[9]。关于“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解释，东汉马融以为“孔子居夷”是“至化也，圣人所在，则化九夷，变中夏也”;东晋孙绰以为是九夷“无礼义”,“君子所居者化”[10]。从儒家的立场动身，以为孔子是圣德之人，其所居处，能感化边鄙蛮貊，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笔者以为，无论是居夷的动机，还是居夷之后“以夏变夷”的化育效果，还应当留意到背地躲藏着的圣人对天下厚此薄彼、华夷不分内外的民族对等观。宋代李光《读易详说》卷二云：“圣人于天下，厚此薄彼，固未尝分远近亲疏之间，此道既明，则邦邑之人不待教诫，咸协于我，如此则吉可知矣。”[11]元代王充耘《书义矜式》卷二亦云：“尝谓厚此薄彼，举天下之大，而纳之吾教化之中，此固圣人之心也，而有曰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其所以不同者，何哉?呜呼!圣人之心，未尝有内外之异也，其势则然耳。”[12]李光、王充耘所论能够说是对《论语》所记“孔子居夷”意义的进一步阐发。假如孔子没有厚此薄彼的民族对等观，也无法废弃文内武外的管理成见，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居夷”以至“化九夷”了。明代正德年间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驿，作《何陋轩记》,一方面是对以德化夷一向意义的阐发，另外一方面，从中深化体悟到的民族对等观，也给他在嘉靖初年主张以文治教化之策经略粤西奠定了基础。贵州悟道，粤西践行，恰恰表示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过程性、衔接性。 明代自立国之初，在处置朝廷与边疆地域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最高统治者即重复强调“华夷一家”“华夷皆赤子”。朱元璋以为天下“人民皆朝廷赤子”[13]。明成祖朱棣也说“华夷本一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14]。相似“海内海外，厚此薄彼”“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15]的帝王懿旨频频颁下，曾经不只仅是笼络边疆少数民族的帝王话术，而且也传达了民族对等的思想。在混一海宇的大一统王朝明代，“孔子居夷”的语境背景不再是“国无明君”“圣道不行中国”,而是“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16]的民族对等观的构成。 关于粤西而言，从洪武初年开端，明太祖朱元璋表白了对等看待粤西少数民族，优先以“文治”使“蛮僚”“从化”的鲜明立场。洪武元年(1368),粤西左江安定府土官向中书平章事(宰相)杨璟纳款归降，粤西遂入大明幅员。回朝后，太祖就如何管理粤西问计于杨璟，杨璟的意见是“蛮僚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17],朱元璋当即反驳道：“蛮瑶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靖，待之以诚，谕之以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18]紧接着，朱元璋遣中书省官员兰以权颁《谕广西溪峒官民诏》云：“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此古先圣王，威德并施，遐迩咸服者也。睠兹两江，地边南徼，习俗质朴。自唐宋以来，黄岑二氏，代居其间。世颓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良由其审时之几，故能若此。顷者，朕命南征，八闽克清，两广平定。尔等不烦师旅，奉印来归，向慕之诚，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谕，尔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职，奉宣朕意，以安居民。”[19]由此奠定了明朝对粤西各民族厚此薄彼，在粤西实施文治教化的政策基调。不外，明代的华夷厚此薄彼和唐代还是有区别的，它能够说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对归顺之“夷”的怀柔与异化，它依然因循了南宋以来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华夷观，有研讨者指出：“人们对华夷的了解，更强调文化与政权的合法性，这与前代相比发作了很大变更。他们从道德纲常的角度了解华夏文化的特性，从合于‘天理’的角度了解王朝之‘正统’,在政权和文化层面将华夏与道统、天理紧密分离在一同，他们对夷狄文化和夷狄政权的了解，也是着眼于此。”[20]明代对粤西各民族的怀柔与异化，是树立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是我们不能疏忽的。 在明代文人的眼中，孔子之道不只是治国理政的法宝，更是维系天下一统的思想根基。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广西巡抚万节与广西布政使揭稽等人捐俸重修临桂县学(原宋代宣成书院),周纪作《重修临桂县学记》云： 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国度生民，不可一日无者。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行斯道于上，孔子明斯道于下，所谓继往圣开来学者，孔子也。我朝圣圣相承，君师宇内，尊信孔子之道，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崇庙祀。冕旒而南面，一视王者，春秋有事，与社稷等，甚盛典也。[21] 孔子之道既事关王者春秋，又是君王南面一统天下的基本，因而孔子居夷这一历史文化典故的意涵得以重新挖掘。明英宗正统十一年，万节、揭稽与广西按察使章聪上奏朝廷，恳请修思恩府学，万节作《思恩府学记》云：“昔孔子欲居九夷，当时疑焉。何也?不察孔子意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用夏变夷之道也。”[22]万节以为，在土酋统治的思恩府立学建庙，是“夫子欲居九夷之明，效果验于今日”,并慨叹“设使孔子当时信往必居，其过化存神之妙，岂但如此而已哉!”[23] 在孔子之道被推到至尊之位，明朝君主高扬“华夷一家”的观念来推进边疆管理的时期背景下，出往常粤西文学中的孔子居夷典故，融入了民族对等的内涵是十分自然的。明初三大家之一的高启在《送胡簿之阳朔》中就说： 几年桂管去人稀，青丝怜君独远违。过海定寻回估舶，出京才脱旧儒衣。祠羞茘子传巫语，县闭榕阴放吏归。亦欲居夷嗟未得，漫看鸿鹄向南飞。[24] 阳朔，在唐代属于岭南五府中的桂管察看使府，是府治桂州辖县之一，虽在晚唐呈现过进士曹邺，但长期以来文教不昌，北宋王巩、苏轼即视之为流放之地、瘴疠之乡[25]。在中原底定的明初，许多文人对粤西仍存有成见，极少愿意主动赴原唐代“三管”旧地为官，以至以到粤西任官为耻。恰如明宪宗成化年间柳州府通判桑悦巡视属县融水时所作《游老君洞》诗云：“古人一麾耻外郡。”[26]在南宋诗人王正功高赞“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历史背景中，赴阳朔任职为何仍被中原文人视为畏途?据正统年间吴惠《阳朔县儒学记》剖析：“阳朔为桂属邑，东制邕容交广之冲，南扼宾峦岩象之隘，孤峰绝巘，势险形蹙。令于此者，得以因循岁月尴尬，况望其以教化自任，而于风土民俗加之意邪?”[27]质言之，阳朔不只为小邑，也是明王朝在粤西管理流官统治区与土司地域的衔接要冲，粤西民族矛盾易于触发的风险地。愿来此地的官员本就未几，勉强赴任者亦无意于纠缠其中，只是来消磨时间、熬任职资历的，更不用说了解当地民风土俗，并教化当地民众了。这种状况下，胡主簿能扫除成见，以青丝高龄赴桂林府阳朔任职，其精神好像“孔子居夷”,彰显了君子感化边疆子民的“鸿鹄”之志，实有文教破冰的意义。因而高启特意在诗的尾联，以“亦欲居夷”的共情之语壮大其势，凸显此行之难能可贵，也表白了作者平视边疆人民的立场。 成化年间，桑悦刚到柳州府通判任上时，作《至柳郡写怀》云：“郡堂清冷似僧舍，边疆深难立纲纪。离城十里是生僮，通衢处处生荆杞。打村劫路闻暗熟，里半居民存有几。参戎守备日筹画，据险贼巢难尽洗。孔子居夷岂兵革，大舜格苗舞干羽。此意汪洋似深海，愚生安得窥涯涘。”[28]桑悦以为，即便有中唐柳宗元刺柳惠化之举，效果也仅限于柳州城，至明代中期，环绕州治一带的僮族依然处于未开化(即生僮)的状态[29]。为此，作者明白提出“孔子居夷”在文不在武，其深意依旧需求在理论中体会。后来，在任上的桑悦频频深化蛮峒，“每逢村老善告语，天子仁恩浃遐迩”[30],以实践行动去传达“孔子居夷”的深意。桑悦深化柳州府辖县巡查，弹压少数民族时，面对“村村竹木占山乡，屡杀人民似犬羊”[31]的慓猘习俗，经常以“夫子居夷心一片，清灯闲坐细思量”[32]的民族对等观来鼓舞自己，固然有时难免会有“云胡居夷志，千载独付托”[33]的孤掌难鸣之感，但是依旧强调“谁能亮初心，许国忍独乐”[34]的为国贡献精神。嘉靖年间袁袠在广西提学任上时，经常到属县阳朔等地试课生徒，亲力亲为，面对自己所取得的成果，他依然谦逊地表示“浮海居夷愧孔丘，茹芝饮水更何忧”[35]。鼓舞古田县土酋子弟入学，在粤西少数民族教育上取得极大胜利的唐胄，作《劝古田诸生归学诗》说： 依依古田县，丛莽万山麓。金甲初洗腥，疮痍嗟未复。菜圃学久鞠，省寄空廪禄。辔驭劳直指，骄顽聊踡局。适有良师来，统归振新铎。怀居久方便，驱之鱼上竹。念险业宁弃，有怀痛欲哭。感予甚不忍，禁法难回曲。管理政教并，崇高贻猷画。趋避情可任，尹尉辜何独。劳戒助骑卫，穷乏假馆榖。且勉为一行，气壮心自豁。剑仗氛妖开，文光魍魉缩。趋丈趁经横，归告时休沐。嗟唐吉安丞，欢笑入夷落。清歌与籥吹，夷俗为改造。化予夷未几，遣子再入学。蓝衫舞春风，酋父侧笑跃。今去大弦歌，刁斗声应伏。绕垣摆岭平，取径都狼速。笑歌长去来，忠信无蛮貊。忧戚天汝成，居夷孔亦欲。[36] 在明代，古田县少数民族瑶、僮多次起义，对立官军的苛捐杂税，粤西武官为了立功，多次上奏朝廷央求征调粤西土兵、卫所守兵以及外省都司班军进行镇压。唐胄此诗，首先回想了那段充溢血腥味的干戈故事，接着指出“管理政教并，崇高贻猷画”,以为古圣人与今天子曾经给粤西少数民族管理提出了文治教化的战略，担负此义务的“良师”们，应该秉持对等的心态，“欢笑入夷落”,经过“清歌与籥吹”的“弦歌”之政、“遣子再入学”等方式，以儒家礼乐文化改造“夷俗”,以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改造少数民族首领“酋父”,最终完成偃武修文的“化夷”目的。如此，天下便无“华夏”与“蛮貊”的差别了。最后一句“居夷孔亦欲”,说这样的“化夷”之政，正是孔子乐意看到的，卒章显志。 在明代，像高启、桑悦、唐胄、袁袠等人一样有着对等看待粤西少数民族观念的文人不在少数，他们常常喜欢以圣贤相标榜，并在文学创作中借助“孔子居夷”为意味，将自身厚此薄彼以及立志以贤德之人的涵养去感化粤西少数民族的士大夫价值追求外化为生动的文学意象。有些文人的作品中，虽不直接提及孔子居夷，但也具有相似的思想。历官明宪宗成化、明孝宗弘治年间的东宫侍讲、东阁学士、礼部尚书吴宽，在《送孔宪副赴广西》中提出“汝僮汝瑶吾父兄”[37],这既是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38]思想的发扬，也是对明代君主“华夷一家”“华夷皆赤子”观念的粤西本土化阐释。这是孔子居夷具有民族对等观念意味意义的时期背景下才可能从文人的笔下流显露来的文学书写。 二、明代粤西文治教化地域范围和文教对象的扩展 明朝治国理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鼎力推进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和依托的文治教化之策。朱元璋说：“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39]关于明代学校教育范围的扩展，据史料记载，除了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之外，“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建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迭也。”[40]明朝历代君主对教育的注重和投入能够说远超前代，并且“教养之法”泽被边疆地域。柯善《天河县修学记》云：“洪惟我朝，混一区宇，文教诞敷，内设国子监，外有府州县学，虽遐陬僻壤，亦莫不建学立师，以教育贤才，移风易俗，诚有过于三代汉唐之制矣。”[41]这绝非夸大其词。明代粤西文教政策，除了在流官管辖的10州45县大部分得以实施之外，其他38土州、5土县、4长官司等土属政区也在不同水平上推进[42]。特别是以“孔子居夷”为意味的民族对等观念的构成，使得粤西文治教化实施的主体(即粤西官员)有认识地去扩展实施的地域范围以及所治教的对象。正如陈文《重修庆远府学记》所云：“学校王化之先务，所以明人伦、厚习俗也……然有司奉行德意，或勤或怠，而学校之废兴系焉。”[43]实质上，粤西官员也是从明代学校教育体制当选拔出来的俊秀之才，他们的身份在某种水平上就是“孔子居夷”的代言人。他们要践行孔子的德化之义，建学兴教，首先也得具备厚此薄彼、华夷一家的民族对等观。对此，粤西文学作品也有书写。 粤西文教之政掩盖地域范围的扩展，首先表示为中央官员在此前未有学校的东部、中部地域州县募资、捐俸建学。自洪武年间开端，粤西流官管辖区的官员，在唐宋州府学的旧基之上重修府、州、县学，如桂林府学、梧州府学、浔州府学等，自是分内之事，此不赘言。值得关注的是，在明代以前庠序未立的中央，文官们也想方设法为之谋划。例如平乐府平乐县，唐宋元三朝均无县学。明洪武四年，知县高忠鼎始建，永乐二年，知县陈应文重修，永乐二十年，推官邹宁、知县胜祖、训导叶孟芳等复修，正统丙辰年间，再修。这一代代的官员持续接力，为平乐县开设学校，赓续文脉，对此杨懋《平乐县学记》赞曰：“诸君均能承流宣化，崇饬学校，诚大事也。”[44]平乐府富川县学，洪武二十九年，因县治从五十里外的钟山之下迁移至守御千户所镇城之东，“知县张纯与教谕王惟政乃创建学”[45]。此外，还有粤西督学周孟中主修的梧州府岑溪县学[46],洪武年间开建的郁林州兴业县学[47],洪武四年首建的桂平县学(曾守身《鼎建桂平县儒学记》)[48],嘉靖初年王守仁平田州乱后在南宁府隆安县首创县学(黎澄《隆安县学碑记》)[49],万历年间兴修的柳州府怀远县学(徐秋鹗《新建怀远县儒学记》)[50]等，都是明朝在粤西不时新建的学校。 其次，粤西巡按使、广西布政使等方伯大员积极向朝廷奏报，开创粤西西部土司地域树立学校的新局面。粤西的东部、中部流官管理区，接受以儒家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教之政的影响，最早能够追溯至东汉士燮家族在梧州地域传播儒学。科举制实行后的唐宋时期，粤西流官管辖区遍开州县学，并涌现出桂州曹邺、赵观文，平南梁嵩、永福王世则等进士或状元，元代继承了唐宋的做法。不外，在明代以前，朝廷对粤西邕州、柳州、宜州以西的少数民族地域，实施羁縻之治，土州土县并无学宫文庙，土酋及其子弟亦无法到流官辖区入学，更遑论普通的瑶僮民众了。到了明朝，状况发作了极大的改动。不只土司统治区相继建学立祀，奉行孔子之道，而且也开了粤西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就读的先例。 以思恩府学为例。思恩府，原为思恩州，自汉至元，历代王朝在思恩实行羁縻制。明洪武二十二年，思恩知州岑永昌向朝廷纳贡称臣，宣德初，岑永昌之子岑瑛世袭。岑瑛继承父职之后，带领本部狼兵辅佐朝廷镇压少数民族有功。朝廷嘉其忠勇，正统三年，准予升思恩府，正统六年，改思恩军民府。尔后，岑瑛又向朝廷提出在思恩府设儒学的主张，正统十二年，思恩府学得以开设，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51]。明朝自洪武二年规则，天下府州县皆立学宫。但事实上，到明英宗正统十二年思恩府设立学校时，距离明朝立国已过了将近80年。促使朝廷同意在粤西土司地域思恩军民府设儒学，巡按御史万节起到了关键作用。正统十一年，万节到粤西各郡县视察时，经过思恩府同知史均勤之口，了解到知府岑瑛忠君爱民，守卫边疆的政绩，以及想在府治建学立师，倡行孔教的愿望。万节与陪同的布政使揭稽、按察使章聪“嘉其慕向”,上奏朝廷，天子欣然同意。万节《思恩府学记》较为细致地记载了此事的经过： 昔孔子欲居九夷，当时疑焉，何也?不察孔子意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用夏变夷之道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有疆宇声教讫于四海，故有重三译而来朝献者。下逮汉、唐、宋诸君善为国者，务以柔远怀来为念。故有蛮夷酋长遣子入学者，然未闻有恳请于朝设置学校，选择师儒，増广生徒，与腹里郡县同一教化者。正统丙寅，予为御史，奉命巡历广右诸郡。今思恩军民府掌府事同知史均勤，乃以知府岑瑛忠君爱民之实，治兵御寇之方，及尝愿于其郡建学立师以服行孔子之教为言。予与布政使广昌揭公稽、按察使金华章公聪，嘉其慕向，而用闻于朝，皇上许焉。予由是信孔子之道感人之深如此，皇上之化及人之远如此，所谓超唐虞，轶三代，而视汉、唐、宋为益下者，良有以夫!吾闻岑氏出自汉大将军彭之后，世有功德，而子孙保享爵土，与国度相为休戚。若田州诸郡，皆其族属，独侯之守思恩，能敬顺天道，勤劳王事，崇尚师儒，是以爵阶三品，郡统军民，而异乎诸番之长也。吾见思恩之学校既设，人伦既明，教化既行，则诸番之长慕侯之风而兴起者，必众矣。将见番服人材由科贡出，而功效于天朝也，又自侯始矣。然则夫子欲居九夷之明，效果验于今日。设使孔子当时信往必居，其过化存神之妙，岂但如此而已哉![52] 从文中能够看出，万节关于“孔子居夷”之事起初尚存疑。但思恩知府岑瑛的事迹终于使他察悟到孔子的深意，即“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孔子“用夏变夷之道”,其实就是在边疆地域与中原郡县“同一教化”,不分内外，厚此薄彼。万节所记思恩府知府岑瑛“向化”的事迹，是“孔子居夷”并胜利“化夷”的典型例子。 再如粤西左右江流域安定府，除崇善、左州为流官管辖外，其他18州县皆为土属。到明代，除了安定府知府为朝廷任命之外，其他皆土官，事实上是一个流土参治、以土官为主的土司地域。如丘濬《重修安定府学记》所云：“广西左右两江，在岭峤以南之边疆，唐宋以来，固已州县之。然至今其守宰犹袭用其土酋，学校尚未遑立。惟安定一府，其守特出朝命。”[53]因而，左右江安定府“立学设官，俾以教焉。两江州郡前此所未有也。”[54]实属开新之举。但是安定府仅有府学一所学校，显然无法表示教化大行的帝王旨意。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安定知府何楚英在广西按察司、广西提学等官员的辅佐下，对安定府学进行扩建，“鸠工庀材，重加修缮，规制宏壮，藻饰华美，视旧盖有加焉”[55]。何楚英扩建安定府学，“慨然以用夏变夷为意”,是希望还没有树立学校的府辖土州土县，“闻其风者，相与感发慕效，处处连黉舍，家家兴礼让，人人学周公、仲尼之道”,从而完成“其民风土俗，一旦与中土等”[56]的教化企图。在何楚英的感化下，安定府土州养利州之后不久便树立州学[57]。其他土司地域树立学校的还有“官尚土袭，而民夷僚”[58]的南宁府上思州等地。 随着粤西土司地域学校的树立，少数民族首领土酋纷繁送子弟入学，粤西文教之策的实施对象得以扩展。除了上述粤西西部土司地域的思恩府、安定府、养利州、上思州等地的土酋子弟能够顺理成章地入儒学接受教育之外，东部、中部地域原居山区的土酋及蛮瑶大众子弟，也能够在流官统治区就读。例如嘉靖年间，唐胄在为广西提学佥事期间，“令土官及瑶、蛮悉遣子入学”[59]。不只如此，土司地域的府学也为朝廷培育出了一些人才。依照明朝的选举制度，府州县学定期选拔优秀生员进入国子监，入贡的生员才有资历参与科举考试，依据洪武二十五年圣谕“定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60]的惯例，安定府于成化十二年向国学输送陈鼎、赵驰两位生员[61]。粤西文教对象由汉族居民扩展至瑶僮等少数民族，史无前例，少数民族子弟中亦呈现了为朝廷所用的人才，这正好完成了正统十二年万节“将见番服人材由科贡出，而功效于天朝”[62]的神往。程敏政《送户部吴廷宪主事赴广西提学》写道： 泛泛濯锦江，产材多好文。就中吴季子，壮岁迥不群。久簉司徒班，荐书新上闻。朝廷重兴学，简命恩礼勤。乘骢过梅岭，持节开江氛。念子掌邦教，此职固所欣。都门时雨晴，歧路东西分。峤外岂无士，成之在陶薰。时名愧葩藻，实学须典坟。典坟首群行，古圣非徒云。行行志方健，宁可上负君。三岁谅有期，迟子来策勋。[63] 程敏政以为，岭外不是没有人才，而是需求用儒家经典熏陶，随着粤西文教对象和范围的扩展，人才培育的勋绩未来可期。 能够说，粤西文教实施地域范围和施教对象的扩展及其取得的效果，是源自春秋时期的孔子“有教无类”教化观在天文空间的延伸和受教育对象在族群上的扩展，与孔子居夷所意味的民族对等观念的构成有直接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三、以教化自任，留意于民风土俗——明代粤西习俗文学叙写的治教目的 以“孔子居夷”为意味的民族对等观的构成，促进粤西文治教化范围和对象的扩展。在粤西流官统治区和部分土司地域的府、州、县治，文教政策的实行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在更为宽广的乡村地域，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位于山区的峒、寨，文教政策的推进还得依赖中央官员更为主动地去访查、了解。特别是众多粤西基层文官，以史无前例的教化边民的义务感，不畏艰险，深化少数民族聚居区，观风采俗，并以较为客观的姿势去叙写粤西民风土俗，这是明代之前十分稀有的状况。 首先，文人经过叙写文教实施的艰难，表示出不畏“居夷”、矢志于教化的义务感。明代，在瑶、僮等少数民族人口占领多数的粤西实施文教，常常遇到“俗鲜尚儒，民鲜知义”[64]的状况，其难度不可思议。再加上粤西山区多，交通不便等要素的限制，文教的实施可谓艰难重重。例如福建崇安人蓝智，洪武十年以明经科荐举广西佥事[65]。他在任上时经常深化粤西各州县视察。视察途中作于桂林苏桥驿的《宿苏桥驿》说： 桂岭愁人地，梅花岁暮天。孤云寒雨外，独鸟暝钟前。牢落空双鬓，驱驰又一年。观风愧无补，为客记山川。[66] 慨叹观风路上收获极小。作于柳州的《柳州道中》说： 穷荒持宪节，侵晓策征骖。落月千峰外，清霜五岭南。草寒初息瘴，林曙欲浮岚。巡历知无补，艰难颇自谙。[67] 明朝初年，在文教之策未兴的背景下，粤西少数民族的“向化”依旧不达观。因而蓝智在巡历观风途中所遇到的诸多艰难，诗人内心自知。到庆远府属县视察，艰难更多，其《河池县险路》云：“连峰入河池，险路瑶人村。乔木尽参天，白日为之昏。上有高石崖，下有清水源。萧萧篁竹丛，落日闻哀猿。职当观民风，载驱隰与源。”[68]明代河池县属庆远府，今属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周围高山环峙，难于行走，瑶族大众更是寓居在险要的山路边沿。即便如此，蓝智依旧以“职当观民风，载驱隰与源”的义务感鼓舞自己。 万历年间，岳和声因事被贬庆远府知府。他本不想赴任，但是好友米云卿、李应徵等人纷繁写诗鼓舞他一定要前行。李应徵《岳尔律以容台积俸六年出守庆远录送四律》其一云：“一麾岂是厌承明，帝谓遐荒亦股肱。路入蛮烟凌八桂，心依庭树梦三荆。尽教北阙浮云幻，从此南天瘴疠清。万里层霄元自近，春风随处傍君行。”[69]此诗一、二句，意谓岳和声固然是到遐荒边郡为官，但也是中央管理的股肱之臣，义务同样严重。其二云：“褰帷遥指九疑青，去国忧心尚未醒。出牧岂真同逐客?绥氓犹自借文星。雁当断处开衡岳，春渐深时过洞庭。太守风流千古在，云山韶濩正堪听。”[70]第二首诗的三、四句，是第一首一、二句的弥补，意义是管理中央的股肱之臣，其细致任务就是绥抚少数民族，以文治教化方式化民。米云卿《送岳尔律仪部出守庆远》其一亦云： 桂林山势可连吴，百越天遥皎月孤。宗伯南宫司礼乐，使君西徼尽舆图。知名圣世遭遇异，论地人心慨叹无。莫学仲尼忧道否，便言东海好乘桴。[71] 这首诗的末两句，反用孔子浮海的典故，以为岳和声到庆远府任职，是不计个人得失的重要之举。此处“浮海”是“居夷”的另外一种说法。南朝梁皇侃疏“子欲居九夷”云：“孔子圣道不行于中国，故托欲东往居于九夷也，亦如欲乘桴浮海也。”[72]米云卿用这个典故是想阐明，岳和声出知庆远府，意义同等于“孔子浮海居夷”,但又不是由于国无明君或圣道不行，以此鼓舞岳和声抑止艰难，承担起在粤西庆远府传播儒道、感化边民的重要义务。其二又云： 金章初下若为颁，五马双旌镇百蛮。杨柳曲中斟别酒，梅花香里出乡关。弦歌旁化交州俗，篇什全收粤地山。计日循良应召对，朝廷重喜礼臣还。[73] 此诗的五、六两句，希望岳和声要以儒家弦歌之政管理中央，教化远人，还要以文学创作描摹粤地山川，把文学创作作为文治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岳和声还在犹疑时，他的朋友李君实以南宋范成大到广西任经略安抚使并创作《骖鸾录》的事迹相鼓舞，并把《骖鸾录》送到岳和声家里，说：“君逾岭而《后骖鸾录》成，应早寄我。”[74]岳和声这才觉得不应该孤负朋友的希冀，于是下定决计，于万历四十年赴任。岳和声把启程之日，到离职之时的阅历，“日记其程，以为《后骖鸾录》”[75],细致记载其任职经过和所见到的、了解到的当地少数民族状况。蓝智、李应徵、米云卿、岳和声等明代文人的叙写，与大多数唐宋文人的伤感、消极比起来，是一种对粤西少数民族的认识上的或者姿势上的进步。 其次，文人们主动去叙写粤西习俗之异，为文治教化政策的实施提供依据。写粤西气候、植物等与中原的差别，这在唐宋时期的粤西诗中较为常见。元代粤西诗也部分因循了这样的描写。到了明代，相关描写固然还有，但曾经明显减少，已让位于对粤西各民族民风土俗的直接叙写。这种转变的背地，反映出文治教化的推进需求上至朝廷，下至粤西官员去了解、熟习文教政策所需求教化的对象，恰如袁袠所云：“輶轩叨使者，异俗采风谣。”[76]此时的粤西异俗描写，显然不再仅仅是为了猎奇，满足中原人士对粤西的猎奇心理而已，曾经具有了明白的教化目的。好像周王朝乐官、汉乐府官员采集风谣一样，其目的是给统治者“推敲焉”,也即给文治教化提供参考。这种异俗描写，触及粤西少数民族的言语、饮食、服饰、生活、节日等方面，以至还延伸到对粤西瑶、僮习武尚武现象的缘由的探求。像俞安期送人赴粤西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为官的诗所写“语啸多蛇鬼，舟航总蜑人。华音应不解，夷习更谁亲”[77]之类的异俗，是唐柳宗元“异服殊音不可亲”[78]的夷夏疏离感的持续，这种状况在明代粤西诗中已非主流。相反，明代一大批亲历粤西、深化蛮峒的诗人，以“章甫真投换战袍，参随熟僮与生瑶”[79]的主动姿势，超越了前辈柳宗元，更深化全面地叙写粤西习俗。 经唐宋以来的儒家文化教育，粤西流官统治下的部分州县已“俗比华风”,但绝大部分地域的少数民族依然保有特别的民风土俗。成化至弘正年间桑悦《至桂林》《趁墟》《同把总指挥苗廷珍抚夷至鹅颈隘宿僮人喽罗寨即事赠廷珍二首》《记僮俗六首》、徐问《广西风土四首》、孟洋《平南曲六首赠中丞秦公》,以及嘉靖年间谢少南《府江杂言七首》《永福道中》、袁袠《自柳至平乐书所见五首》《桂林卧病书怀》、董传策《青山杂兴十首》、方弘静《兴安道中》,万历年间曹学佺的《桂林风谣十首》等，则突出少数民族聚居区瑶僮习俗与华夏习俗的庞大差别。例如成化年间柳州府通判桑悦关于粤西少数民族不喜耕稼、专务军事的现象忧心忡忡，他的《趁墟》写道： 憧憧交往趁墟辰，细嚼槟榔血点唇。花布抹头多僮老，青巾撮髻是军人。束来甘蔗如修竹，老去藤香作降真。夷俗不知文化近，何时弓弩暂离身。[80] 随着明朝在粤西统治的强化，王府、卫所、官府对粤西各民族的征调加剧，粤西民众苦不堪言。因而桑悦到任之初，所看到的是“夷僮漫凭为窟宅，编氓难垦作田畴。常时杀掠连鸡犬，累岁征输剩马牛”[81]之类的状况。桑悦在给朋友的回信中固然有“肯与宗元竞柳州”[82]的谦逊之语，但只是就诗才不如前辈而言，在行动上，他却是决计要比给柳州留下惠政的柳宗元更出色的。因而，桑悦《趁墟》等诗作不只有认识地继承和延展柳宗元诗写柳州民风土俗的传统，并且，表示范围更广，更具深度。在桑悦看来，僮族饮食、服饰上的习俗固然令人惊奇，但更让他头疼的是“弓弩”不离身、远离文化的“夷俗”。《趁墟》一诗的结尾，反映出桑悦不光是为了描写异俗，还具有以文治教化止干戈的主张。 为此，桑悦跟随州府长官亲赴村寨弹压，《同把总指挥苗廷珍抚夷至鹅颈隘宿僮人喽罗寨即事赠廷珍二首》其一说： 章甫真投换战袍，参随熟僮与生瑶。村墟有室皆藏甲，道路无人不佩刀。枯寨忽逢甘雨降，重山似觉阵云高。将军号令军门肃，更鼔声迟夜寂寥。[83] 为了做好少数民族的弹压工作，桑悦首先改换衣装，入乡随俗，拉近与瑶僮之间的距离，这比“欲投章甫作纹身”的柳宗元更进一步。经过深化调查，交往于“熟僮”(汉化的壮族)与“生瑶”(未汉化的瑶族)之间，并创作成《记僮俗六首》,反映了柳州府僮族的生活劳作、饮食服饰、节日迎鬼赛神、青年男女对歌成亲、以习气法处置民间争端等民风土俗，例如第一、二、三首： 动讲襄公九世讎，通情洗面只偿牛(原注：以陪礼为洗面)。亲邻相助歌迎鬼(原注：冬月歌舞迎鬼赛神，杀牛豕数十，亲邻各携牲口来助),男女分行戏打毬。赴敌护头装凤翅，占疑随手掷鸡头。几回缉事军先觉，木刻传村有别谋。 饮食行藏总异人，衣襟刺绣作文身。鼠毛火净连皮炙，牛骨糟酣似酒醇。小语相侵随致怨，清欢互答自成亲(原注：谓唱歌为唱欢)。趁墟亦有能装束，数朵银花缀网巾。 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女髻风环纯黑绾，男头雨笠尽红尖。租田亦与人分(原注：民夷皆云分禾为分),摘穗惟将手当镰。间有十冬诓赋役，欲询无计召交谭(原注：柳人名排年里长为十冬)。[84] 这些描写的视角较为客观，不只对柳州风土的反响面更广，并且触及到粤西基层官吏在僮族地域抓壮丁、分禾当税、巧立赋税项目等十分细致而细致的管理状况，简直没有掺杂相似唐宋贬谪官员先入为主的成见心情，比柳宗元等前辈诗人要真实许多。从其价值来说，能够给明朝廷对粤西基层管理政策的得失提供依据。当然，作为柳州府官员，桑悦写《记僮俗六首》不只是“采风谣”,其最终目的是“谁把峰峦齐一铲，平畴万里尽归农”[85],即彻底移风易俗，把武器不离手的瑶民僮民改构成像汉族居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的编户齐民，这显然不只是在文学上逞才使艺，而是带有激烈的教化目的了。 再如谢少南《府江杂言》:“水楼达舍横矛立，山洞瑶人负弩回”“隘口分弓号摆滩，领班人戴白鹇冠。莫言南徼无冰雪，映日戈眀水帐寒”[86],所写平乐府府江县瑶民习俗，与柳州府大致相类。这类习俗诗，基于夷夏有别的观念写粤西异俗，目的不再是炫博逞奇，而是相当明白地表白了相似于上文所述粤西官员万节等人以夏变夷、以夷入夏的创作动机。 其三，文人把看到的、了解到的粤西民风土俗以多种方式记载或叙写下来，以至希望这些记载和叙写能成为朝廷“观习俗”的第一手资料，以惹起帝王和朝廷重臣的注重。相较于汉唐以来，明代在粤西的管理网络已逐步从府州所治掩盖至乡村基层，比此前大为进步，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细致管理效果则未必如统治者所愿。岳和声所作《后骖鸾录》,记载了他赴任途中在柳州府和庆远府亲眼所见的粤西少数民族民风土俗。例如柳州府洛容县，不只县治极小，“登城仅一聚落耳”,且“城外僮人不少抅斗，而为媒赛所持。有相龁者，仅以牛酒相罚，终不乐为汉法所拘”[87],反映出当时粤西少数民族处置民间抵触时，常常以习气法处置，并没有遵照成文的“汉法”,即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柳州府一带，“二十里为墟市，见徭人富者戴红藤,乘马挟刀剑。贫者片麻裹头，腰间都佩一绷缑，亦其天性好斗然也。遥望松下，搭歌成群，数十人一聚。其俗女歌与男歌相答，男歌胜而女歌不胜，则父母以为耻，又必使女先而男后。其答而相当，则男女相挽而去，遁走山隘中相合。或信宿，或浃旬，然后各归其家，责取牛酒财物，满志然后为之室。不则宁需异时，再行搭歌耳”[88]。这段文字，不只记载了柳州僮民贫富装扮的差别，各具特征，还记载了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对歌成亲的经过，悬殊于中原大地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庆远府所辖州县，不只土地瘠薄，“田塍中常常牸牸散牧，而芜秽不治。讫少耕耨者，良以汉僮相杂，致使旷土弥望如此”[89],与中原大地抢抓农时、一片忙碌的农耕图景截然不同。而且，作者还看到了他从未经眼的粤西多民族聚居区的状况，“道间每十里，则守望战士荷戈挟刃，不下五六人。问其额糈，岁不逾一金耳。十里铺胥吏以更衣易舆告予，从之。则伶人、侗人、仡人、佬人、人、僚人骈肩侧足而睨者，弥满山谷。而僮妇之椎髻跣足，身裹賨布，上锐而下广，盘跚丛茅中者，亦连袵成群，固生平所未经见也”[90]。这里反映出明代庆远府(今广西宜州)辖地，至少有8个少数民族混居，对此，岳和声说是“生平所未经见”。由此能够推断，明朝的帝王重臣们，假如没有亲历粤西，基本无法知晓粤西“民夷杂处”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岳和声的《后骖鸾录》无疑给上层统治者乃至普通文人提供了极好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明代庆远府在制度上属于“流土参治”的地域，庆远府知府及其属官由朝廷任命，所辖州县长官由土酋世袭。那么这样一种制度的实践管理状况如何，运转能否流利，别说远在万里之外的帝王及大臣，就连粤西最高长官也未必完整知晓。岳和声甫一到任，“谒城隍之神，具文以告，以辰刻进郡。署铜仁杨郡丞，以被刺不出，金溪江司理以摄篆授事，而河池曾州守宜山孙令君，天河署事思恩萧令君，荔波叶令君，各以手版来谒。所不至者，则南丹、东兰、那地三土州，忻城一土县，永定、永顺二长官司。阅旬月，而先后以邮中手版来。汉法之旷也久矣”[91]。依照惯例，新一任庆远知府到任，所辖各州县长官应尽快来谒见，但是南丹等土州、忻城土县以及永定、永顺长官司竟无人前来，十天之后才把手版送来，这在中原地域是不可思议的。综上，岳和声对粤西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状况的描画，土司地域民众不乐于被“汉法”约束和土官不遵王法汉纪等事实的反映，透显露朝廷在粤西实行流土参治之策的行政效能大打折扣，无怪乎作者慨叹“汉法久旷”。这不啻给最高统治者对如何增强、改进对粤西少数民族地域的管理提供了较为直接和牢靠的参考。 四、明代粤西文治教化典型的树立 明朝在粤西的文治教化取得了比以往更大的胜利，但客观地说，由于种种要素的限制，并没有抵达最高统治者和中央官员等候的水平。因而，文人希望经过多方树立典型，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表示。 首先，树立粤西府、州、县向化，俗比华风的典型。在粤西流官统治区，毗连瑶民聚居的大藤峡的浔州府平南县，五代十国时期属南汉，出状元梁嵩；宋代以来时贤硕儒莅临兹邦、儒化大行，人文沉淀深沉，是明代文人心中粤西一个深度接受儒家文化滋养化育的典型。平南县，唐宋朝为龚州，南宋绍兴年间废州改县，明朝属浔州府[92]。北宋皇祐初姚嗣宗知龚州，“平狱讼，定礼仪，庶民顺，治有循良之气”[93]。时姚嗣宗畅游州治西北三十里的畅岩，作《畅岩怀古》云：“清风不时名犹在，还继宣尼出圣贤。”[94]既是对躬行文教之治的肯定，也寄希望于未来。尔后程珦知龚州，其子程颢、程颐方弱冠，父子三人在畅岩讲学[95],一时蔚为习尚，极大影响了当地的居民。南宋浔州州学教授廖德明《四先生祠堂碑》云：“浔之平南县，旧名龚州……太子中舍河南程大中公来为守，二先生实从。是时方冠，则已闻濂溪夫子之学。”[96]应该说，程氏父子的到来，给平南县添加了更为丰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而，明代曾镇压大藤峡瑶民的广东都指挥王清《习俗谣》说：“平南虽瘴地，习俗犹可观。千家烟火合，百里封疆宽。男务耕耘女务织，弦歌巷里多儒冠。”[97]这是正面的讴歌。而距离平南县一百多里的瑶民聚居区大藤峡，不愿接受朝廷“汉法”之治，因而屡遭明王朝武力征讨。张瑄《平南谣》云：“平南县前江急流，平南郭里人烟稠。孤垣虽与贼邻境，民贫固守恒无忧。”[98]张瑄把大藤峡瑶民蔑称为“贼”,并将瑶人聚居的大藤峡作为儒风大行的平南县的背面例子，以烘托平南“弦歌巷里多儒冠”的向化典型。因而，正德年间黄仕《重修平南县儒学记》大赞平南为“西广望邑”,实就其“崇儒重道”而言[99]。 粤西土司地域，思恩府、安定府则是土官统治地域向化的典型。丘濬在《重修安定府学记》中强调： 左右两江皆无学，而吾安定独有学；安定之支郡属邑皆无学，而独府有学。是则兹学之建，其规范之所示者广，风化之所及者众，非他内地学校比也。弦歌俎豆之地，师生之所涖止，民夷之所瞻仰，为政首务，莫此焉急。[100] 把安定府学建成范围庞大、形制完备的土司府学，其示范和感化效应远比中原地域的学校要大得多。 关于岑瑛及其倡议兴办的思恩府学的模范效果，万节《思恩府学记》也说： 吾闻岑氏出自汉大将军彭之后，世有功德，而子孙保享爵土，与国度相为休戚。若田州诸郡，皆其族属，独侯之守思恩，能敬顺天道，勤劳王事，崇尚师儒，是以爵阶三品，郡统军民，而异乎诸番之长也。吾见思恩之学校既设，人伦既明，教化既行，则诸番之长慕侯之风而兴起者，必众矣。将见番服人材由科贡出，而功效于天朝也，又自侯始矣。然则夫子欲居九夷之明，效果验于今日。 所谓“诸番之长慕侯之风而兴起者，必众矣”,反映了粤西官员希望以思恩府立学的模范，带动其他土司地域崇儒向化，从而推进粤西文教政策的实施突破流土二元政治的壁垒，向少数民族地域持续深化延展。 其次，树立粤西人伦教化的典型。儒家的文治教化，除了兴学养士、取士之外，面向大众推行儒家的五常之伦，大兴孝悌，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关于孝的重要性，先秦儒家说：“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101]并以为“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102],将“孝”由伦理道德上升至治国理政的高度，一切都是孝道的扩展，无施不可。汉代把“孝廉”作为官吏选拔的科目，是这一逻辑的延伸。延至后世，朝野上下推选人才，无不看重孝行。《明史》有“孝义列传”,足见官方的注重水平。并且，明代人以为：“孝弟之行，虽曰天性，岂不赖有教化哉。自圣贤之道明，谊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习俗之首务。旌劝之典，贲于闾阎，下逮委巷。布衣之甿、匹夫匹妇、儿幼稚弱之微贱，行修于闺闼之中，而名显于朝廷之上。”[103]此前，粤西之所以被中原人士以为落后，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他们以为当地的人不懂得儒家伦常，例如少数民族地域的青年男女以“唱欢”(对歌)方式分离，属于不告而娶。又如明代李贤所记粤西富川县“歌山”的故事：“歌山，在富川县，昔冯乘有老人，自少不婚，善讴，闻者流涕。及病将死，邻人送之此山，老人歌以别之，余声数月不绝。”[104]儒家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05],以此来权衡“歌山”的故事，老人的不幸在于“不娶无子，绝先祖祀”[106],究竟归因于儒家伦常不能实施。为此，明代的文人们积极地去讴歌粤西的孝子、节妇，树立典型，一方面，能够鼓吹文治教化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来感化粤西庶民。明武宗正德年间，礼部尚书张骏[107]以桂林孝子刘本遵儒家丧礼，为丧亲守孝，哀感备至为身手，创作了《赠桂林刘孝子本》: 谁谓天不明，有目能窥孝子情；谁谓地不灵，有心能种孝子名。吁嗟桂林刘孝子，欲使天地俱长生。早岁趋庭学诗礼，堂上白头甘滫瀡。登迹巍科都美官，龙敕恩颁紫泥玺。衔哀归讣白云庐，麻衣露肘头不梳。瘦骨如荄面如墨，青松自植草自锄。落日寒烟锁枯木，野狖山猿相向哭。手持丧礼一编书，口不成章眼能读。不幸植物如有知，莲花并蒂拓荒池。缟素亭亭裛朝露，欲语不语双含悲。莲子不成莲叶老，莓苔满地无人扫。酸风苦雨墓门前，灵根秀出三芝草。牧竖樵丁时往来，忽见郁郁尘襟开。共言孝感有如此，讴歌遥闻都宪台。于时藩臬众夫子，目睹征祥心溢喜。交章入奏动冕旒，诏许华坊耀闾里。我生旌表三□门，一饭不敢忘君恩。臣子相期两无愧，忠孝由来同一源。况是堂堂大明世，礼乐衣冠尧舜治。浇漓习俗尽还醇，老人黄童饱仁义。君不见天有目地有心，贡道了然无古今。竹帛声光照天地，海岳与尔同深邃。[108]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起，“诏举孝弟力田之士，又令府州县正官以礼遣孝廉士至京师……有司上礼部请旌者，岁不乏人，多者十数。激劝之道，綦云备矣”[109],对孝子、廉士特加惩处。张骏诗中的刘本，是粤西桂林人，自幼即接受儒家礼乐文化教育，在亲人逝世后悲伤不已，庐墓三年，感天动地，致使墓前生出“三芝草”,其孝行先是传到布政司，然后上奏朝廷，皇帝以为刘本的孝行正是朝廷特意旌表的“事亲尽孝”的典型，统治者以为，刘本尽孝的典型是大明王朝“礼乐衣冠尧舜治”的盛世写照，能够在中央管理，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域管理中发挥“浇漓习俗尽还醇，老人黄童饱仁义”的教化作用。为此，张骏对此事大书特书，“竹帛声光照天地，海岳与尔同深邃”,树立孝子典型的企图至为明显。 粤西孝子的典型，还有弘正年间贬谪粤西全州的顾璘所创作的《入金盆山访唐孝子》二首： 旧闻刲股事，今见结庐情。笃行关习俗，残躯效死生。秋原双泪苦，春草寸心倾。独夜悲风切，偏闻宰树声。 秋日观风地，青山五马庄。荒庐依大塚，乌鸟泣衰杨。孝子人伦重，高贤世绪昌。磨崖传故事，林壑借余光。[110] 顾璘以为，唐孝子笃行孝义的品行，关乎一地习俗的好坏，具有导向的意义，因而必须“磨崖传故事，林壑借余光”,等候后人铭记其事迹，发扬其至孝之精神。 关于粤西节妇的典型，在明宪宗成化年间，苍梧人、进士黎暹在任桂林府同知期间，创作了一首《傅节妇吟》: 柳折怀水风，花落怀山雨。潘家之妻傅家女，年少良人死羁旅。旅魂依依旅骨归，抱骨长号骨无语。骨无语，萧萧后园树。园树枝头不得死，归来死向深闺里。许君心，还君身；生同枕，死同坟。夫亡见烈妇，国破识忠臣。如何宋代贾余庆，视弃君王如路人。[111] 此诗是基于三纲五常来赞颂节妇傅氏的，作者以为，妇忠于夫好像臣忠于君，强调一种忠贞不渝的时令。忠孝节义，常常密不可分。明世宗嘉靖年间，贬戍南宁的董传策也写了一首《节妇谣为朱母赋》: 嗟哉中媾古难哲，况也粤徼谁当旌。有伟硕人贞以静，吾采谣者扬其声。邓家处子朱家妇，相夫以礼无晨鸣。那期遘闵孀居早，誓不重胶鸾匹盟。厥孤呱呱方五岁，躬操绩枲课学成。贫也坚持俭也适，足不履阈遗世情。即今秉节三十载，吾友其子朱明卿。暗然好修敦古道，绝迹关白肩编氓。贤书高领迟仕版，菽水不厌攻韩檠。猗今令母往哲妇，吾闻邓族推乡评。亦有邓室孀一纪，庶几追母并蜚英。卭怍褊衷钦妇烈，逝者白寀妻冰清。尚存斯母振闺范，击节泪墮逐臣缨。斯歌或借警偷俗，嗟尔生不负天非求名!嗟尔生不负天非求名!(原注：举人白寀妻亦贞节妇)[112] 这是作者给他的朋友朱明卿的母亲所作的一首颂歌。朱母早年孀居，千辛万苦把儿子哺养成人，她的事迹反映在民间歌谣中，董传策创作此诗，一方面是“吾采谣者扬其声”,旌表朱母的事迹，另一方面是“斯歌或借警偷俗”,以敦时俗。 其三，明代文人还有认识地经过文学书写来塑造实施文治教化的粤西廉吏典型，以此来作为粤西官员的榜样。历朝历代粤西管理之难，在于择吏不得其人。如唐代萧昕《送桂州刺史刑中丞赴任序》所云：“(桂林)有殊货重装，吏无廉政。选其任者，实难其才。故郡久旷官，朝思称职。”[113]桂林作为古代粤西的政治文化中心，缺乏廉吏的状况具有代表性。粤西有廉政名誉的官员，仅得三国东吴郁林(今广西玉林市)太守陆绩、唐代柳州刺史柳宗元、宋代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范成大等人。除此以外，贪墨之吏遍布粤西流土统治区。为此，明代统治者十分期盼有更多的粤西廉政官员呈现。当时积极努力于文治教化的廉吏，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思恩府知府岑瑛之外，还有弘治年间的广西左都御史(总督)邓廷瓒，万历年间的庆远府知府岳和声等人。邓廷瓒于弘治十年(1497)调任广西总督，史载其在任上“治尚简易……结群蛮以恩信，不轻用兵”[114],有政声，管理边疆颇类马援之风。其人其事后入清嘉庆《广西通志·宦迹录》[115]。邓廷瓒虽为武官，但其在粤西重建梧州府庙学，努力于文治教化的重要事迹不能疏忽。这在李东阳《梧州府重建庙学记》中有细致的记载[116]。成化年间，韩雍平大藤峡之余，在梧州重修府学，但成化七年韩雍即分开粤西，后来府学由于梧州水患损坏，几十年间官员无暇顾及。邓廷瓒到任之初，就和同僚商议：“学校，风化之原也，不能够武事废，不能够遐服弛。盖相与图之。”得到同僚的鼎力支持后，“鸠工度地，会具财物，卜日兴事”,梧州府学修缮一新。另外，“学旧无乐，则募工于南昌，仿国学为之。又募工于潮，范铜为祭器各若干，而学之制始备”[117]。明代粤西官员新建、重修学校的事迹多不胜数，邓廷瓒重建梧州府庙学，并添加祭器、乐器等形制，使之学制完备，与国子监相似，这自身就是一件与朝廷文教思绪坚持高度分歧的中央施政大事。更需求强调的是，邓廷瓒在大兴文教这件事情中所表示出来的观念，即边疆粤西的管理，应文武并用，教化更需优先；粤西教化不行的缘由，在于中央官员轻视少数民族，缺乏民族对等观，或者只留心于武功。李东阳指出：“惟古者文武一道，然禹定绥服，则分文教武卫而为之制。盖所谓绥服者，当夷夏之交，文以治内，武以治外，虽其势不能够偏废，而轻重之序有不容紊者。周以六师统于司马，而受成献馘，皆与学行之。则文之该乎武，可见为政者宜亦知所重矣。今之司民社者，常常以期会书簿为急，置教化于缺乏为。”[118]李东阳以为粤西官员管理本地没有抓住重点，中央官“教化缺乏为”的论调，有边疆教化无用论的倾向。此外，李东阳又说：“夫秉彝之性，人人所同，初不以远迩疏戚而间。惟狃于气习，然后失之。学之制所以明道善俗，化天下于皇极之归，义盖如此。或者蔑视其地，鄙夷其人，不屑乎所谓教，而姑诿曰缓文而急武，详内而略外，则天下之不归于极，不用于世也，亦岂特为士者之贲哉。”[119]他批判一些粤西官员管理边疆时不只态度狂妄，且重武轻文，缺乏士人的担当。基于此，李东阳特地标榜邓廷瓒的功劳：“称贤守令，明达政体，以兴学作人为己任。折冲御侮之务，于此盖有余力焉。固其为士者之幸，而亦斯地之遭也。嗣是以往，安知岭海之徼，无勃但是兴以副公之意者哉。愿为师弟子者共勉之。”[120]邓廷瓒出色的中央在于，身为手握重兵的武官，不醉心于杀伐邀功，而是立足久远，以兴学化人自任，可谓是有远见之能吏。 另外一位粤西廉吏的典型是岳和声。据《后骖鸾录》记载： (万历四十年)四月初二日，南丹等州以腆金大币來贺，且曰，循往例也。余即来牒呵责之，仍大署其尾曰：“逋案如董界杀人、徳谨佔堡数事，早为洗结。恪乃位，即是上官。不得稔咎干纪，以贻伊慼。”郡绅闻而是之，作《斥金歌》。”[121] 王泳是庆远府郡绅，万历四十年三月，随庆远知府岳和声拜见文庙，赋《凤鸣歌》以志其盛[122]。四月，岳和声拒绝庆远府南丹等州土官所捐赠金币，王泳又作《斥金歌》以赞其廉。据史料记载，正统初年，徐州人山云佩征蛮将军印镇守广西。在山云之前的广西大员，接受土官首领的贿赂，已成为惯例。至山云来粤西，廉洁自持，“尽却馈献”,拒收土酋的捐赠，自此“土官畏服”,号令通行123。岳和声到任之初，南丹等土州长官狂妄至极，没有来面见上司。后来想经过贿赂上级的手段，追求私利。岳和声却土酋金币，与山云管理粤西的初衷是分歧的。作为中央士绅的王泳目睹事情的经过，由此创作《斥金歌》,以见岳和声之志，诗云： 赫赫玉麟符，节制绥四疆。诸夷外作藩，縻之以犬羊。岭西数千里，经画归职方。一民一尺地，莫敢越浸伤。郡守古诸侯，威德何可当。奈何自纳侮，溃此中外防。蛇豕俟隙动，法行不迭强。狡狡岂无惧?所恃金满筐。堂堂足以临，所失宠赂章。割我赤子肉，还以噉我肠。来献千万金，未损彼毫芒。嗟嗟边鄙民，不如中州庞。户口藉郡国，身家委豺狼。草木亦涕泪，山溪皆疣疮。仁者心恻恻，无力拯氈乡。司牧秦越民，无乃大不祥。汉德昭幅员，霸道严纪纲。葛伯杀童子，征师飨壶浆。朝廷甚神武，忍此民命戕?窃闻父老言，何事须张皇?得良二千石，飞缨系其羌。天心甚仁爱，抚我汉循良。循良者谁欤?岳牧莅黄堂。金章明日月，玉节凛冰霜。关西四畏知，尼父一见刚。褰帷布政令，五马五龙骧。贪泉不敢流，越石见晶光。诸酋蠢不悟，如故包金尝。自谓最珍重，不屑此粃糠。尘翳浼碔砆，不得及珪璋。泥滓溷行潦，清河自汪洋。至人所为宝，不在白与黄。一笑挥斥之，狐媚夺魄藏。归而戒生事，自今慎无将。小范初筹边，西戎心胆惶。昌黎著直节，鳄鱼潜遁忙。边民今有天，渐次復耕桑。藩篱拱堂奥，鳞介奉冠裳。乃知廉生威，不怒以斧戕。野人为此诗，刻石山之阳。[124] 在羁縻制度以及后来的土官制、土司制实施的时期，土酋以贿赂的方式行贿广西大员，目的是为自己肆无忌惮地压榨盘剥所统治下的老庶民大开方便之门，如王泳诗中所云：“嗟嗟边鄙民，不如中州庞。户口藉郡国，身家委豺狼。”朝廷所派来的官员一旦接行贿赂，则“所失宠赂章”,就会在处置民族问题上首鼠两端、畏首畏尾，不能秉公处置，最终引发土官、土司统治地域的社会紊乱，严重者如嘉靖初年田州岑氏土司内乱及卢苏、王受叛乱，卢苏以至希图勾连交趾，危及粤西边疆保险。王泳以为：“乃知廉生威，不怒以斧戕”,粤西官员廉明为政，效果比严刑酷法要好得多。因而，作者特地写了此诗，“刻石山之阳”,以岳和声作为粤西廉吏的典型。 明代文人所塑造的粤西文治教化的州县典型、人伦典型、廉吏典型，作为文教措施的重要内容，成为促进粤西进一步接受儒家文化的催化剂。 五、俗比邹鲁区——明代粤西文治教化的理想国 明代之前，文人描画粤西接受中原文化的熏染而使民风土俗发作变更，普通用“俗比华风”“化同内地”来形容[125]。这种变更，一方面只局限于粤西流官管理长达上千年历史的地域，例如桂林、梧州、合浦等地。另一方面，粤西习俗变更背地的文化驱动力所指并不十分明白。随着宋明理学关于儒家文化的强调，特别是明代将儒家思想奉为治国理政的不二法宝，科举考试中更以四书五经作为中心内容，因而，以孔子、孟子二圣为标记性人物的儒家文化能否得以传播，中央对儒家文化认同水平的上下，成为文治教化之政能否得以落实的评价规范。 孔孟所在的鲁国和邹邑，因其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的特殊地域，本就被赋予厚重的文化内涵，不只具备文化天文的性质，更是“人文化成”的原发地。所谓“曲阜多才多艺，鉴二代以正其本；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纬其末。故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126,奠定了邹鲁地域创生共有文化特质的文化中心区的位置，此区域内的文化特质构成之后，即呈放射状向文化边沿区传播[127],此其一。其二，先秦强调礼治、霸道的鲁学和顺应天下大势提出容纳百家的大一统理论体系的齐学，更是西汉初年所倡导的《春秋》“大一统”观的主要思想渊源[128]。其三，在中国文学史的语境中，孔子、孟子亦是文学家，从文学天文学视角审视，二圣及其所在的自然天文与人文天文环境，由二圣故居、墓地等构成的文学景观，其作品的题材、言语作风等，构成了齐鲁文学区的基本要素[129]。由此，从人文天文、历史渊源、文化功用、方式文学区等角度而言，在大一统王朝明代，“邹鲁”也就迎来了进入文学范畴，成为边疆地域接受教化、移风易俗模范的契机。如明人区龙祯《经略台怀古》所云：“变闽化蜀总何人?海滨邹鲁宁殊地。”[130]闽蜀地域整体“向化”的时间要早于粤西。由于粤西的西部、西南部长期存在中央豪族、土官土司统治区，其整体“向化”的步伐直到明代才缓缓启动。因而，明代权衡粤西文教之治的效果能否显著，也从“俗比华风”“化同内地”的普范性描画，明白落实到儒家文化浸润下少数民族地域的“邹鲁化”。作为天文称号的邹鲁，因其自身具有的儒风大盛的文化内涵，被文人抽绎出来作为文学典故，用以指代文治教化之策实施的效果，这不只比普范的“俗比华风”“化同内地”更为细致明白，而且也使之具有了文学天文的包含。至此，在援儒入文的边疆文教书写大潮中，“邹鲁”完成了从文化天文向文学天文过渡的转变。 从“孔子居夷”的立场动身，并在明代君主倡导“华夷一家”民族对等观念的引领下，粤西文治教化理想国的彼岸，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述即“俗比邹鲁区”。台阁“三杨”之一的杨荣《送佥宪陈廷嘉之广西提调学校》就写道： 圣朝尚文治，建学崇师儒。四方乐熙皞，声教达边隅。西广古荒服，民夷相杂居。皇仁若天地，雨露皆涵濡。云胡数载间，庸才滥师模。俊秀失教养，学校多榛芜。陈君玉堂彦，擢仕登要途。煌煌五色敕，锡命恩宠殊。于兹振风化，岂惮道里纡。英声动蛮徼，弦诵溢里闾。坐令荒远邦，俗比邹鲁区。允矣称厥职，千载扬芳誉。[131] 明朝立国之初，“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132,传达了以声教管理四方的文治企图。杨荣此诗阐发圣意，明白提出以儒礼教化“民夷相杂居”的边疆粤西，经过教养之法选拔才俊，开创弦诵之声响彻里巷的新局面，从而完成让蛮荒之地转型为“俗比邹鲁区”的文教理想。孙陞在《送王提学赴广右》中也提到： 儒臣衔命去，春杪惜离居。蓟北柳堪折，天南雁渐疏。驿途花拂幰，星舍翼临墟。百粤谁言陋，从今邹鲁如。[133] 明朝于“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提学之职，专督学校，不理刑名……督、抚、巡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许侵提学职事也”134。可见提学官职责十分重要。能够说，明代文人作诗送提学官赴粤西主抓学政，即是希望这一群体能用儒家文化教化当地，使之习俗与邹邑、鲁地相同，成为此类诗歌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邹鲁区”含义相同的表述还有“齐东乡”“五父乡”。永乐年间，奉使安南的黄福行至安定府(今广西崇左市),拜见孔子庙，作诗云： 联衔冒秋雨，出郭行晨香。礼竟尼父庙，延登庠序堂。青丝论经史，青衿罗酒浆。我虽不嗜饮，荷兹来意长。文谈有益友，仁化推虞唐。雪山崒嵂翠，霜橘累垂黄。顾兹岭外俗，思我齐东乡。归来坐精舍，一咏声琅琅。[135] 安定府与安南交界，唐宋至元代，朝廷置羁縻州县，尚无学校，至明代才正式在府治立学，但文教尚未复兴。明成化十二年，番禺人何楚英知安定府，“慨然以用夏变夷为意……欲其民风土俗，一旦与中土等，使生其地者，忘其身之为夷；入其境者，忘其人之为夷”[136],与同僚韩廷彧等数人鸠工集材，重修并扩建安定府学。关于何楚英这一义举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丘濬重复申论： 夫左右两江之间，其转移通变之机，安知其不本于今日兹学之设乎?是则何侯虽为一郡之人立学，然所关系甚大。而远后之继侯之躅，以治以教于兹者，尚当体侯之心，汲汲然皆以用夏变夷为心，而士之生于兹地，受侯之治以教者，亦皆幡然去夷从华，继继不已。与凡支属之邑，接近之壤，闻其风者，相与感发慕效，处处连黉舍，家家兴礼让，人人学周公、仲尼之道，亦往常日荆、楚、吴、越、闽之区，出而与北方士相后先，其将自此始邪。[137] 在此之前，黄福于永乐年间所看到的安定府还是“夷风”颇盛，反映出粤西的文治教化落后于“今日荆、楚、吴、越、闽之区”的事实，因而有“顾兹岭外俗，思我齐东乡”的慨叹。安定府习俗之异于齐东邹鲁之区，恰恰成为文人官员们笃行“以夏变夷”的动力。丘濬的理想图景是希冀经过安定府学的设立和持续，持续教化当地并辐射边疆州县，最终完成“处处连黉舍，家家兴礼让，人人学周公仲尼之道”的文教目的。黄福笔下的“齐东乡”与邹鲁区一样，都是明代文人构建粤西文教理想国的意味。 鲁铎《送姚英之提学广西》亦云： 天王亶崇高，化理登虞唐。岳牧寄率土，夔皋列岩廊。吾斯仰先进，风流耿难忘。典则幸兹在，时哉振其纲。君侯古容观，矫矫令麟凰。斯文秉炉冶，鼓铸西南方。曾令百越地，化为五父乡。时举足黎献，天休迓无疆。[138] 五父，道路名，位于今山东曲阜，据记载，孔子殁后葬于此。《礼记·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139]鉴于明代提学官所肩负的任务，将百越之乡转变为“五父乡”,亦是文教理想的写照。从孔子居夷的民族对等观动身，在粤西普遍展开以儒家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教之治，达成“俗比邹鲁区”的理想，亦隐约透显露汉唐至宋元以来朝廷对粤西奉行的相抵消极的“因俗而治”战略，已逐步向范围和对象更广的“化俗安民”转变。恰如嘉靖进士王问《送顾九华之苍梧二首》其二所云：“迩来施教讫，文物似中华。”[140]在朝廷文教政策依托中央官员细致落实，以积极主动的姿势嵌入粤西后，达成以儒家文化认同为中心的新文化建构，正是明代统治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假如说儒学自中原往南传播的长久历史，折射出儒家文化持续庞大的向外影响力，那么秉承以儒治国理念的封建王朝，突破文内武外的囿限，将此理念延伸至粤西边疆管理时，反映出的则是从“中心”到“边沿”辐射式管理(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伞式管理)的扩展化。在元明时期外地缘政权以宗藩关系为基础企稳的历史背景下，边疆粤西的管理，经由唐宋时期流官统治区崇文，土官土司统治区武卫的二元管理格局，逐步演化为明代文治教化无地域和无族群差别的一体化趋向，且这种趋向已蔓延至王朝国度的极边(例如与交趾交界的安定府),但又不局限于王朝疆界(交趾亦遭到影响)。以发源地邹鲁大地为文化天文意味的儒家文化，依托着中央政权的封疆划界，冲破内地和“南荒”的空间约束，逾越持续上千年的族群隔阂，以文学意象的方式扎根于粤西大地。粤西经由文治教化运营管理后由“荒夷”到“俗比邹鲁区”的变更，透视出的正是明代粤西从边疆向内地辐辏的政治凝聚力，也彰显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的强大向心力。需求强调的是，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融合的实质，是多元文化整合、互融、共生的正态过程，历来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粗暴的同一化。历史曾经证明，中华民族的延展呈多元一体、命运与共、兴衰相连的整体魄局[141]。从多民族文化融合互鉴的角度看，粤西从“孔子居夷”到“俗比邹鲁”的变更，实质上是经过文教之策的实施，胜利使儒家文化与粤西在天文空间、民族心理、本土文化上进行互嵌，在民族间相互涵化的过程中，优势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驱动着粤西完成具有中心价值观、具备共有认同度的文化建构，最终完成文化戍边、文化兴边的边疆管理目的。在明代粤西文治教化的理想图景“俗比邹鲁区”的文学书写中，反映了以儒家思想和文化为纽带的中原与粤西边疆日益紧密联络，逐步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巨大进程。文学书写中明代粤西作为高层政区整体逐步“向化”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过程中的典型。 按，作者钟乃元，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掌管国度社科基金项目“边疆管理与唐宋至元明时期粤西诗延展嬗变研讨”(19XZW019);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讨课题“元明时期粤西民族政策与粤西诗研讨”(18FZW001);广西民族大学中国言语文学一流学科树立团队“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广西古代文学研讨”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载《文史哲》2023年第3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援用史料或特别阐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义务编辑：张哓东 西南边疆精选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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