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傅聪的长大

傅聪的长大

文：傅雷

本刊编者要我谈谈傅聪的长大，以为他的学习经过可能对普通青年有所启示。当然，我的教育措施是有缺陷的；今日的傅聪，从整个延展来看也跟圆满二字差得很远。但优点也好，缺陷也好，都可供人借镜。往常先谈谈我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

第一，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学问与技术的传授看做次要。童年时期与少年时期的教育重点，应当在伦理与道德方面，不能允许任何一桩生活琐事违背理性和最广义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坚持谬误、反对正义，爱憎分明，守公德，守纪律，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劳耐苦为准绳。

第二，把艺术教育只当做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让孩子学艺术，并不一定要他成为艺术家。固然傅聪很早学钢琴，我却一直准备他更弦易辙，依照延展状况而随时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乐教育而论，也决不能仅仅培育音乐一门，正如学画的不能单留意绘画，学雕塑学戏剧的，不能只留意雕塑与戏剧一样，需求以全面的文学艺术涵养为基础。

以上几项准绳可用细致事例来阐明。

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分，就爱听古典音乐。只需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定静静的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论他未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七岁半，进小学四年级的秋天，让他开端学钢琴的。

过了一年多，由于孩子学习进度快速，不能不减轻他的担负，我便把他从小学撤回。这并非说我那时已决议他专学音乐，只是以为小学的课程和钢琴学习可能在家里分离得更好。傅聪到十四岁为止，花在文史和别的学科上的时间，比花在琴上的为多。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请了教员。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控制：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资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学气息、兼有兴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为辅。企图是要把语文学问、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分离在一同。我还记得着重向他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政府的荒唐，也强调“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一类的民主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种有关操守的经验，以及“吾日三省吾身”，“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三人行，必有吾师”等等的生活作风。教学措施是历来不直接解说，是叫孩子事前准备，自己先讲；不了解的文义，只用拐弯抹角的言语指引他，让他自己找出正确的答案来；误解的中央也不直接矫正，而是向他发许多问题，使他自动察觉他的矛盾。目的是培育孩子的思索才干与基本逻辑。不外这措施也是有条件的，在悟性较差，智力兴隆较迟的孩子身上就行不通。

九岁半，傅聪跟了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兴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先生，他是十九世纪大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在国内所受的独一严厉的钢琴锻炼，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门下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梅百器故世。傅聪换了几个教员，没有遇到适合的；教员们也觉得他是个问题儿童。同时也很不用功，而喜欢音乐的热情并未稍减。从他开端学琴起，每次由于他练琴不努力而我锁上琴，叫他不用再学的时分，每次他都对着琴哭得很伤心。一九四八年，他正课不交卷，私自却乱弹深邃的作品，致使杨嘉仁先生也觉得无法教下去了；我便要他改受正轨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力考入高中（大同）附中。我一向有个成见，以为一个不上不下的空头艺术家最要不得，还不如循规蹈矩学一门实科，对社会多少还能有贡献。不久我们全家去昆明，孩子进了昆明的粤秀中学。一九五〇年秋，他又自作主张，以同等学力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一年级。这期间，他的钢琴学习完整停顿，只偶尔为当地的合唱队担任伴奏。

可是他学音乐的念头并没放弃，昆明的青年朋友们也觉得他长此蹉跎太可惜，劝他回家。一九五一年初夏他便分开云大，只身回上海（我们是四九年先回的），跟苏联籍的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了一年。那时（傅聪十七岁）我才肯定傅聪能够专攻音乐；由于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除了琴，那个时期他还另跟教员念英国文学，自己阅读不少政管理论的书籍。五二年夏，勃隆斯丹夫人去加拿大。从此到五四年八月，傅聪又没有钢琴教员了。

五三年夏天，政府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机遇：经过选拔，派他到罗马尼亚去参与“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战争友好联欢节”的钢琴竞赛；接着又随我们的艺术代表团去民主德国与波兰做访问演出。他表演的萧邦遭到波兰专家们的注重；波兰政府并向我们政府正式提出，约请傅聪参与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举行的“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竞赛”。五四年八月，傅聪由政府正式派往波兰，由波兰的老教授杰维茨基亲身指导，准备竞赛节目。竞赛终了，政府为了进一步培育他，让他继续留在波兰学习。

▲1954年，在波兰华沙为竞赛做准备的傅聪

在艺术长大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注重文艺，鼎力培育人才的巨大时期，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侥幸；波兰政府与音乐界热情的辅佐，更是促成傅聪走上艺术大道的重要要素。但像他过去那样不规则的、时断时续的学习经过，在国外音乐青年中是少有的。

萧邦竞赛大会的总节目上，印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七十四名选手的音乐资历，其中就以傅聪的资历最贫弱，竟是独一否二的贫弱。这也缺乏为奇，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为时不外半世纪，师资的缺乏是我们的音乐学生普遍的苦闷。

在这种客观条件之下，傅聪经过不少波折而还能有些少成果，在初次去波兰时得到国外音乐界的赞同，据我剖析，是由于下列几点：（一）他对音乐的酷爱和对艺术的严肃态度，岂但一直如一，还随着年龄而俱长，从而增强了他的学习意志，不时的对自己提出严厉的请求。无论到哪儿，他一看到琴就坐下来，一听到音乐就把什么都忘了。

（二）一九五一、五二两年正是他的艺术心灵开端成熟的时期，而正好他又下了很大的苦功：睡在床上常常还在揣摩乐曲的章节句读，推敲表白的方式，或是背乐谱，有时竟会废寝忘食。手指弹痛了，指尖上包着橡皮膏再弹。五四年冬，波兰女钢琴家斯曼齐安卡到上海，通知我傅聪常常十个手指都包了橡皮膏登台。

（三）自幼培育的独立思索与注重逻辑的习气，终于起了作用，使他后来虽无良师指导，也能够很有自信的单独探求，而居然不曾误入歧途——这一点直到他在罗马尼亚竞赛有了成果，我才得到证明，放了心。

（四）他在十二三岁以前所接触和观赏的音乐，已不限于钢琴乐曲，而是包含多种不同的体裁不同的作风，所以他的音乐视野比较宽广。

（五）他不用大人怎样鼓舞，从小就喜欢诗歌、小说、戏剧、绘画，对一切美的事物美的景色都有激烈的感受，使他对音乐能从整个艺术的意境，而不限于音乐的意境去体会，弥补了我们音乐传统的缺乏。不用说，他感情的成熟比普通青年早得多；我历来主张艺术家的明智必须与感情均衡，对傅聪特别留意这一点，所以在他十四岁以前只给他念田园诗、叙事诗与不太伤感的抒情诗；但他私自偷看了我的藏书，不到十五岁曾经醉心于浪漫底克文艺，把南唐后主的词偷偷的背给他弟弟听了。

（六）我交往的朋友包含多种职业，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音乐家、画家、作家、记者都有，谈的题目十分普遍；偏偏孩子从七八岁起专爱躲在客厅门后窃听大人说话，挥之不去，去而复来，无形中表示出他多方面的猎奇心，而素日的所见所闻也增强了和扩展了他的猎奇心。家庭中的艺术氛围，关切社会上大小问题的习气，孩子在终年累月的浸淫之下，在长大的过程中不能说没有影响。我们解放前对蒋介石政权的愤恨，朋友们热烈的政治讨论，孩子也不知不觉的感染了。十四岁那年，他由于恶劣生事而与我大起抵触的时分，居然想私自到苏北去参与反动。

远在一九五二年，傅聪演奏俄国斯克里亚宾的作品，深受他的教员勃隆斯丹夫人的称赏，她觉得要了解这样一位地道斯拉夫灵魂的作家，不是教员所能教授，而要靠学者自己心照不宣的。五三年他在罗马尼亚演奏斯克里亚宾作品，苏联的青年钢琴选手们都为之感动得下泪。未参与萧邦竞赛以前，他弹的萧邦已被波兰的教授们以为“富有萧邦的灵魂”，以至说他是“一个中国籍贯的波兰人”。竞赛期间，评判员中巴西的女钢琴家，七十高龄的塔里番洛夫人对傅聪说：“富有很大的才具，真正的音乐才具。除了十分敏感以外，你还有热烈的、大方激昂的气质，悲壮的感情，与众不同的精致，奇妙的色觉，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少有的细腻与高雅的意境，特别像在你的《玛祖卡》中表示的。

我历任第二、三、四届的评判员，从未听见这样天才式的《玛祖卡》。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中国人发明了真正《玛祖卡》的表白作风。”英国的评判员路易士·坎特讷对他自己的学生们说：“傅聪的《玛祖卡》真是巧妙，在我简直是一个梦，不能置信真有其事。我无法想象那么多的层次，那么典雅，又有那么多的节拍，典型的波兰玛祖卡节拍。”意大利评判员，钢琴家阿高斯蒂教授对傅聪说：“只需古老的文化才干给你那么多难得的天赋，萧邦的意境很像中国艺术的意境。”

▲1955年，获奖后的傅聪为观众签名

这位意大利教授的评语，无意中解答了大家心中的一个谜。由于傅聪在萧邦竞赛前后，在国外惹起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个中国青年怎样能了解西洋音乐如此深切，特别是在音乐家中作风极难控制的萧邦?我和意大利教授一样，以为傅聪这方面的成就大半得力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与体会。只需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干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

五六年三月间南斯拉夫的报刊《政治》（Politika）以《钢琴诗人》为题，评论傅聪在南国京城演奏莫扎特和萧邦两支钢琴协奏曲时，也说：“很久以来，我们没有听到变更这样多的触键，使钢琴能显出最奇妙的层次的音质。在傅聪的思想与理论中间，在他关于音乐的深化的了解中间，有一股灵感，抵达了地道的诗的境地。傅聪的演奏艺术，是从中国艺术传统的高度明白性脱胎出来的。他在琴上表白的诗意，不就是中国古诗的特殊面目之一吗?他镂刻细节的伎俩，不是使我们想起中国册页上的画吗?”的确，中国艺术最大的特征，从诗歌到绘画到戏剧，都考究乐而不淫，哀而不怨，雍容有度，考究典雅，自然；反对装模作样和过火的恶趣，反对无目的的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绳。

但是正如我在傅聪十七岁以前不敢肯定他能专攻音乐一样，往常我也不敢说他未来究竟有多大延展。一个艺术家的路途能走得多远，除了苦修苦练以外，还得看他的天赋；这潜在力的多、少、大、小，谁也无法预言，只需在他不时挖掘的过程中慢慢的看出来。傅聪的艺术生活才不外开端，他知道自己在无量无尽的艺术天地中只跨了第一步，很小的第一步；岂但目前他对他的演奏难得有称心的时分，未来也远远不会对自己完整称心，这是他亲口说的。

▲1959年，傅聪在欧洲

我在本文开端时曾经说过，我的教育不是没有缺陷的，特别所用的方式过于严厉，过于偏急；由于我强调工作纪律与生活纪律，傅聪的童年时期与少年时期，远不如普通青少年的轻松高兴，无忧无虑。固然如此，傅聪目前的生活方式仍难免散漫。他的这点缺陷，当然还有不少别的，都证明我的教育并没完整胜利。可是有一个基本准绳，我一直觉得并不错误，就是：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我说“做人”是广义的：私德、公德，都包含在内；主要对集体担任，对国度、对人民担任)。或许这个准绳对旁的学科的青年也能适用。

本文摘自《傅雷谈艺录（修订本）》，傅敏编，三联书店2016年9月版

来源：田艺苗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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