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令人心碎，特别是对那些敬佩他的小说的人而言。由于他们从中看不到对严重问题的崇高争辩，而是充塞着猜疑、仇恨、报复、狡诈、背离、脾气火暴、歇斯底里以及褊狭卑鄙。这是最恶劣的家庭争端。后来，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们努力想把阿斯塔波沃车站临终床上的场景，变成一幕“圣经”般的悲剧。但事实却是，他那狂风雨般的漫长人生的结尾并非轰然巨响，而是一声哀鸣。 托尔斯泰的例子阐明，当一个学问分子以人为代价、追求笼统的思想时，将会有什么结果。托尔斯泰试图带来一场他以为绝对必要的、彻底的道德变革，结果却消灭了家庭，也消灭了他自己。 ——保罗·约翰逊 本文节选自《学问分子》，保罗·约翰逊著、杨正润译。 作者保罗·约翰逊毕业于牛津大学麦格德林学院，英国历史学家，2000年入选美国《时期》杂志全球影响力百大人物。曾任《新政治家》编辑，长期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撰写专栏。著有《犹太人史》《摩顿时期》《英国人民史》等，以《学问分子》一书最为著名，也最具争议。 这本让我们警惕人文学问分子的书可能是惊世骇俗的，也可能是哗众取宠的，但它十分值得一读。学问分子能够狐疑和批判，也就难免被狐疑和批判。 1998年，《学问分子》在伦敦出版，尔后立刻在大西洋两岸惹起激烈反响，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一直畅销不衰。《伦敦书评》发表文章称它是“一本有压服力的、也是有趣的书；即便不喜欢它的人，也会从中得到乐趣。”约翰逊先生在那些巨大的思想家们所干的一切坏事中洋洋自得，告之了许多我们所熟习的大学问分子――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不为我们所知的另一面。
大文豪的另类“家庭暴力” 文 | 保罗 · 约翰逊 来源 | 《学问分子》、短史记 我们把托尔斯泰看作一个职业小说家。 这是事实。《战争与战争》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作品，使他成为一位民族英雄，为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名誉和财富。这是过去任何作家都不曾享有过的。 但是，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并非用于写小说。旧制度下的贵族们，都难以解脱这样一种观念，即写作是比较下等的工作。托尔斯泰也是如此。他对诗人费特说：“写小说既愚笨又令人羞愧。”所以，他经常放弃艺术，去行使道德导师的职责，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高，这种倾向日益显著。 这是一场灾难。作为一位作家，托尔斯泰当之无愧。但是，他不想成为世俗的作家。他希冀去指导，固然他在这方面基本不具备才干；他希望去发出预言，去创建一种新的宗教，去改造这个世界，但无论从道德方面还是从智力方面来看，他都不具有完成这些任务的资历。这样，他拖着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走进了一片紊乱的荒野。
托尔斯泰 01 对女性的成见 托尔斯泰的思想中，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负罪感。好比他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经常中止自我谴责。 但这种自我谴责，是有选择性的。 托尔斯泰以为自己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定。”（1853年5月14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通知自己的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愿望太激烈了，致使于直到81岁为止，都不能没有性生活。青年时期，他常去妓院，但那中央令他厌恶，并给他带来“通常的结果”。他写于1847年3月的一则日记，记载他“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1852年，他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状况：“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反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可是他依旧继续莅临妓院。除了妓女，还有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以及能够得到的俄国乡村姑娘。
托尔斯泰，1848年 日记的基调是不停地自我谴责，并掺杂着对诱惑他的女性的憎恶： “往常看到她我就无法忍耐，如此淫荡，可耻，可恨，（她）使我违犯了我的准绳。”（1851年4月18日） “女人把我引入歧途。”（1853年6月25日） “女佣们障碍了我”（1853年6月26日） 当托尔斯泰住在乡村，特别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时，他也会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1856年托尔斯泰到欧洲去旅游的动机之一，是逃避来自一位漂亮的女奴的诱惑。从欧洲回来后，他依旧不能控制住自己把手伸向女人，特别是一个名叫阿克西尼娅的已婚妇女。1858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树林里，我是一个傻瓜，一头野兽。她那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的眼睛。我爱上了她，这是我终身中从未有过的事，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可能在1859年7月份，阿克西尼娅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季莫费·巴济金。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但是，他从没有招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也从没有给过他丝毫关怀。 令人诧异的是，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整必要的，并亲身由他的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以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或许，他是担忧日后的继承权请求。他似乎并无怜惜之心，从不思索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益。而屠格涅夫不只招认自己的私生女，还想方设法地以恰当的方式把她教养成人。或许是由于屠格涅夫的做法反衬出他自己的行为，托尔斯泰对此心胸仇恨。有一次，托尔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屠格涅夫私生女的身世，言辞间凌辱了那个不幸的姑娘，惹起一场他与屠格涅夫的猛烈争持，而且差一点以决斗的方式了却。 托尔斯泰知道，诱惑村妇、经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为，并为这些罪恶而自责。但是他常常更多地责怪妇女，她们都是夏娃，都是诱人的妖妇。暮年他这样说道：“看到一个裸露着胸脯的女人总是让我恶心，以至我年轻的时分就有这种觉得。”1847年6月16日，当时托尔斯泰才19岁，他写道： “谁是我们身上淫荡、纵容、轻浮以及其他一切恶习的本源，难道不是女人？谁应当为我们所丧失的英勇、坚决、明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担义务，难道不是女人？” 真正令人沮丧的，是托尔斯泰至死都坚持着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东方颜色的妇女观。与他描画安娜·卡列尼娜时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理想生活中，他似乎历来不曾打算认真深化地调查和了解女性的心灵。实践上，他不招认妇女能够成为严肃、成熟和有道德的人。1898年，70岁的托尔斯泰写道：“普通说来，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当她为魔鬼效劳时，魔鬼会借给她头脑。然后，为了干出什么龌龊的事情来，她能奇迹般地思索，而且眼光久远，意志坚决。”他激烈反对J.S.穆勒《妇女的屈从位置》中的妇女解放观，以至以为应该遏止未婚妇女从事某种职业。
托尔斯泰在他的庄园骑马 02 不幸的托尔斯泰夫人 34岁时，托尔斯泰选择了一位医生18岁的女儿——索尼娅·贝尔斯，作为婚配对象。他当时没有多少钱，是个知名的赌徒，还由于凌辱中央长官与当局惹上省事。她当时是一个容颜平常、还未完整成熟的少女，只需五英尺高。 他们发明了历史上最糟糕的（也是记载最完备的）婚姻之一。
中年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以为激进秘密，特别是那些有关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一切的事情都应该“公开”，丈夫与妻子应该相互通知对方“一切的一切”。于是，许多不用要的痛苦由此产生。托尔斯泰实行他的“公开性”准绳，坚决请求妻子阅读他曾经写了15年的日记。她吃惊地发现，那些日记都是以一种毫无保存的方式记载下来的，里面记载着他一切性生活的细节，包含莅临妓院，以及他与妓女、吉普赛女郎、乡村妇女、他的女农奴，特别是还有他母亲的女友等的性关系。她的第一个反响就是：“把这些可怕的日记拿走，为什么你要拿给我看？”后来她对他说：“是的，我曾经原谅你了。但这太可怕了。”这些话都出自她自己的日记，她11岁就开端记日记了。 索尼娅得知丈夫是个性怪物，遭到了惊吓。托尔斯泰不曾预料到的是，她还从日记中读出了他当心翼翼地躲藏起来的（他自以为做到了这点）思想上的缺陷。好比，她发现他没有出借赌债（其中有些钱还是向穷人借的）；她还看出，他没有通知那些与他发作性关系的女人他曾得过性病，而且可能还未治好。 托尔斯泰日记中生动的性生活描写，在她的脑海中同恐惧纠缠在了一同。她惧怕、屈从于丈夫的请求，随之而来的是痛苦的、没完没了的怀孕。22年中，她忍耐了12次怀孕的痛苦；而且接连失去了几个孩子。先是彼佳死了，当时她正怀着尼古拉，而尼古拉在出生的那年也死了；早产的万涅奇卡很快也分开了人世。托尔斯泰并没有辅佐妻子承担起抚育孩子的事。由于不时怀孕和流产，妻子对他的性请求的恶感，也越发显现出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对一个身体强壮的男人而言，再没有比有一个多病的妻子更糟的事了。”而她在日记中这样倾吐道： “我什么都不要，只需他的爱和同情，但他不愿给我。我一切的自尊都被蹂躏在泥淖里了。我只是一只被压扁了的不幸虫，没有人需求，也没有人维护，一个挺着大肚子、不时因怀孕而呕吐的无用东西。”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婚姻居然不时维持了下来。
托尔斯泰的妻子索尼娅
托尔斯泰夫妇 索尼娅设法维持婚姻，使自己成为丈夫各种事务的管理人，而且是他不得不依赖的管理人，为他提供不可短少的效劳。她承担起可怕的任务，把他那些字迹难以辨认的小说手稿誊写成明晰整洁的副本。这是一份苦差事，但她又十分喜欢这份工作，由于她很早就发现，当托尔斯泰发挥他真正的专长时，他不再让人难以忍耐，也不会给他人构成伤害。正如她在写给她妹妹的信中所说的，当他写小说时，他们两个人都是最幸福的。由于写作能够赚钱，而他的其他行为只是糜费钱。而且“钱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欢他的文学作品，我崇拜它们，它们感动了我”。 托尔斯泰思索问题的角度完整不同。养活和维持一个家庭需求钱，他的小说能够赚钱，于是他把写作小说和赚钱联络在一同，并因而厌恶这两件事情。索尼娅总是敦促他去写小说，这让他认定，婚姻与小说都将障碍他做出真正的预言工作。因而，托尔斯泰逐步地不只把婚姻视为庞大痛苦的本源，而且视作道德进步的障碍。他对自己特殊的不幸中止总结，并猛烈抨击婚姻制度和婚姻中的恋情自身。 其实，托尔斯泰从没有严肃地思索过婚姻问题。看一看《安娜·卡列尼娜》中那句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们只需在自己看到的状况中印证一下，就会分明地发现，这句话无论前半句还是后半句，都有可争辩之处，真实的状况以至恰恰相反。不幸的家庭，以一些方式重复呈现，例如，丈夫是个酒鬼或赌棍，或者妻子不称职以至与人通奸，诸如此类，不幸家庭的各种特征，总在令人厌烦地相同和重复。另一方面，幸福的家庭才是多种多样。关于这个主题，托尔斯泰从没有严肃地思索过。 能够说，托尔斯泰的婚姻在道德上的失败，与他在明智上的失败（他不能对人类的一半女性做出公正的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 03 更爱“只是作为概念的人类”？ 固然托尔斯泰的婚姻，从一开端就一定了悲剧的命运，但假如不是由于继承了地产即庄园，他们也答应以生活得好一些。田产是使托尔斯泰产生罪恶感的最重要的本源。这种罪恶感逐步压倒了他，并最终毁了他稳定的生活。 土地和农奴不可分割地联络在一同。在俄国，你不可能具有一样而没有另一样。托尔斯泰很小时就继承了母亲留下的田产。简直就从那一刻起，他已开端思索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应该如何看待我的农奴呢？” 假如他是一个明智的人，本可明白，运营田产的工作并分歧适他；他的天赋和职责是写作。他本应该卖掉田产，从而使自己解脱肉体上的搅扰。遗憾的是，他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人。他既没有放弃这个问题，也没有从基本上处置它。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不时在这个问题上动摇、犹疑，结果弄得一团糟。 19世纪40年代末期，托尔斯泰继承田产后不久，便开端着手对农民的“改造”。但由于面临诸多艰难，以及“猪普通蠢笨”的（正像他所说的）农民，他很快就放弃了。18个月以后，托尔斯泰分开了田庄，继续做其他的事情——纵情声色、赌博、服军役、写作。但是，他依旧被“农奴”，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农奴”这个概念所搅扰，他在日记（1852）中写道： “农奴制的确是一种罪恶，但它又是一种令人极端高兴的罪恶。” 1856年，他又开端第二次“变革”。他宣布，农奴们只需付清30年的地租，他就让他们取得解放。他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讨教那些有过相似阅历的熟人，这倒完整契合他的性格。但是后来发作的事情却是，农奴们都置信当时的风闻：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打算无条件地解放他们。他们没有看出托尔斯泰伯爵的自命特殊，反而担忧他在耍什么花样，于是断然拒绝了他的倡议。他气愤不已，痛骂他们是一群愚蠢无知、不可救药的原始人。 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以及创建一种新的宗教运动，这些愿望在托尔斯泰心中是紧密联络在一同的。早在1855年，他就在文章中写道，他要发明一种信仰，它的基础是“基督的宗教，但它净化了教义和神秘主义，它许愿现世的幸福，而非来世的幸福”。这是一种陈腐的想法，是多少世纪以来无数幼稚的宗教变革家们每日杜撰的想法。 但是，托尔斯泰头脑中的宗教观念，有着潜在的风险性，由于这些观念与他的政治激动分离在一同，构成了一种十分容易熄灭的东西。自从他完成并出版了那部大大地进步了他的名誉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他就变得焦躁不安，不再满足于写作，而是准备公开大闹一场：成为世界名人和预言家，一个有无数读者和崇拜者来寻求聪慧和指导的人。 第一次爆发是在1881年11月，当时托尔斯泰与家人住在莫斯科。他来到莫斯科的一个贫民区，希特洛夫市场，在那儿，他把钱分给乞丐并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一大群人围住了他，他躬身进入左近一家粗陋的小客栈，在那儿看到的现象令他愈加苦恼。回到家中，他脱下皮大衣，坐到餐桌前。身着制服、戴着白手套、打着领结的仆人端上5道菜的晚餐。他忽然大声喊道：“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这让人无法忍耐！”他挥舞着手臂，说要放弃一切的财富，把索尼娅给吓坏了。他立刻着手为穷人制定新的救济制度。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赶往乡村，同他当时的肉体导师，所谓的“农民预言家”V.K.苏塔耶夫商榷如何更深化地中止变革。索尼娅单独留在莫斯科，带着他们生病的儿子、仅4个月大的阿列克赛。
1887年的托尔斯泰一家 伯爵夫人以为这是一种遗弃行为。她写了一封信，概括了她与丈夫相处时的种种艰难，还有她与一位巨大的人道主义学问分子打交道时的愤懑。她说： “我最小的孩子还未康复，而我自己又是那么虚弱、不幸。你和苏塔耶夫或许并不特别爱你们自己的孩子，但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既不能够、也不希望扭曲我们自己的情感。（不愿将）向整个世界贡献爱心之类的东西，当作对个人缺乏爱心的合理理由。” 索尼娅多年来不时察看托尔斯泰的行为，她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所爱的只是作为概念的人类，他能否真的爱过某一个细致的人？ 例如，他不幸的哥哥德米特里，无疑是个需求同情的人：他沉沦在贫民窟里，和一个妓女结了婚，1856年年岁悄然的就死于肺结核。托尔斯泰勉强抽出1个小时，在他临终前到床前探望一下，但坚决拒绝参与葬礼，他要去参与一个晚会。他的另一个哥哥尼古拉也死于肺结核，也是一个应得到怜惜的对象，但是托尔斯泰拒绝去探望他。最终，尼古拉不得不自己赶到他那里，并死在他的怀里。他的第三位兄长谢尔盖，由于赌博输光了一切的财富，托尔斯泰简直没给他任何辅佐。 托尔斯泰的友谊也是如此。通常的状况是，托尔斯泰讨取，他的朋友们给予。屠格涅夫曾经大方周到地辅佐过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得到的回报却是淡漠、生死与共。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了许多关于屠格涅夫的令人不快、却常常并不属实的东西。1883年，屠格涅夫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给托尔斯泰写了最后一封信： “我敬爱的朋友，俄疆土地上巨大的作家，请服从我的央求吧。请让我知道你能否收到了这封信，并允许我再一次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你的妻子和你的家人。我曾经疲惫不堪，不能再写下去了。” 固然屠格涅夫直到两个月后才逝世，但托尔斯泰对这一不幸的央求从未做出任何回应。托尔斯泰说：“我总是怀念着屠格涅夫，我爱他，同情他，读他的作品，我同他生活在一同。”这是演员的声调，他表演着公众对他希冀的角色。 04 整个家庭以悲剧收场 从1865年开端，托尔斯泰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有一部分取得了胜利。特别在1890年那场大饥馑中，他的救济计划起了相当好的作用，而政府则想方设法地坦白饥馑的严重性。有一次，他还参与救援一个在俄国深受优待的少数民族杜科波尔派教徒，政府打算将这些吃素食的战争主义者汇集到一同，然后消灭掉。托尔斯泰为他们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大声疾呼，最终为他们争取到移居加拿大的答应。 但另一方面，托尔斯泰拒绝以个人身份参与任何俄国的系统变革计划。他用猛烈的言辞，痛骂自由主义者的“改进”学说是一种妄想，以至是彻头彻尾的罪恶。他痛恨民主，轻视议会，称国度杜马的代表们是“装作长大了的小孩子”。他以为，没有议会的俄国将是比具有议会的英国自由得多的国度，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不去响应议会变革。托尔斯泰特别痛恨俄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战争与战争》中，他公开辱骂了变革家斯彼兰斯基伯爵。 托尔斯泰对俄国有一种罗曼蒂克的观念：农民是最高的主宰者与决议的力气。是他们集体的力气和他们的“正义性”，在推进历史车轮的运动。他倾向于采用集体主义者的措施来处置俄国的社会问题。早在1865年8月13日，他在记事簿上谈到对俄国乡村饥馑的思索：“俄国全民族的任务是为世界贡献一种新的思想，即一种没有土地私有制的社会结构。”四十三年后，他偶尔看到这段话，仍为自己的预见力诧异不已。 在暮年的托尔斯泰眼中，真正的敌人是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们正在四处传播他们的思想，腐蚀着整个世界。他在暮年的两篇文章《给中国人的一封信》和《论俄国反动的意义》（都写于1906年）中写道：“跟随着欧洲国度的道路就等于直接走上一条消灭之路。”世界最大的风险莫过于英国与美国的制度。俄国必须从西方社会移开眼光，放弃工业化，废弃国度制度，并采用不抵御政策。 以上种种，让托尔斯泰寓居的雅斯纳雅·波良纳，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端，逐步变成了一个圣地。 各种各样的人来到这里寻求指导和辅佐，或是来诉说他们稀奇古怪的观念。此外，还有一个由托尔斯泰的助手和崇拜者组成的固定圈子。一切的人都把托尔斯泰看作他们的肉体导师。托尔斯泰则表演着教皇、家长和救世主的角色。访问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花园的凉亭墙上或写或刻，留下各种各样的题词，好比：“打倒极刑！”“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向天才致敬！”“祝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短命！”“图拉省理想主义作家向托尔斯泰伯爵致敬！”等。 声名远扬的托尔斯泰在暮年树立了一种范式：他创建了一个影子政府，着手处置世界各地的“问题”，提供处置的措施，与各国总统或国王书信往来，发出抗议书，发表声明，特别是在诸多文件、信件上签字，允许各种有关宗教或世俗的、有益或有害的事借用自己的名义。 托尔斯泰以至还为他的王国招了一位首相——符拉吉米尔·戈里格利耶维奇·切尔特科夫（1854-1936）。此人因擅长钻营，逐步成为这一“宫廷”中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很快便开端对托尔斯泰的行为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不时提示这位老人发出过的誓约和预言，辅佐他坚持自己理想的形象规范，常常把他推向更为极端的方向。自但是然地，他也变成了奉承奉承合唱队的指挥，托尔斯泰很喜欢听到他们的声音。
1905年托尔斯泰和女儿玛丽亚 托尔斯泰的家人们，成了“宫廷”生活的牺牲品。 儿子伊利亚说： “世上的人分为两类：一部分是我们这样的人，另一部分是其他一切的人。我们是特殊的人，……盲目的自大和自尊被重复地灌输进我们的头脑，我发现它们是如此顽固，难以解脱，（我的父亲）对此负有相当的义务。” 另一个儿子安德烈深受肉体解体的折磨，他丢弃妻子与家庭，参与了一个反犹太组织。父亲对性的日益憎恶，使女儿们全都感到了压力。他不只反对女儿有追求者，而且厌恶她们所选择的男友。1897年，大女儿丹尼娅已33岁，她爱上了一个有6个孩子的鳏夫。这人看起来举止得体，但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因而托尔斯泰十分恼火。他对丹尼娅中止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劝诫，罗列了婚姻的种种罪恶。女儿玛莎也坠入爱河并希望结婚，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是同样的待遇。小女儿亚历山德娜，由于最接近成为托尔斯泰的信徒，所以她和母亲相处得很不融洽。 托尔斯泰肉体激变带来的压力，主要由他的妻子索尼娅接受。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强迫她满足自己的性愿望，使她一再怀孕。然后，他忽然坚决主张他们应该放弃性生活，“像兄妹”一样地生活在一同。她抗议托尔斯泰放弃个人生活的隐私，对外人谈论和记载他们的私生活——托尔斯泰不能恪守坚持纯真生活的誓词，不时地对妻子中止性攻击。1888年年末，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附在我的身上……第二天，也就是30号上午，我睡得很糟。犯了罪以后，是那么令人恶心。”几天后，他又写道：“我被更强大的力气缠住了，蜕化了。”1898年，他通知阿尔默·莫德：“昨天夜里，我又成了一个丈夫，但是没有理由放弃自我斗争。上帝或许会保障我再不这样了。” 托尔斯泰如此细致地与一个外人谈论自己婚姻中的性生活，使索尼娅感到她最隐秘的私生活，被完整裸露在公众的注目之下。
1908年的托尔斯泰 学问分子们有一个习气，写任何文章时都会思索到未来发表。因而他们习气性地把自己的日记当作辩护文章和宣传工具，并作为自卫或进攻的武器。随着托尔斯泰与索尼娅的关系逐步恶化，他在日记中越来越多地责备她。 早在1890年，索尼娅就写道： “我不时帮他抄日记，他开端为这件事忧虑了……他想要毁掉以前的日记，以便仅仅以一副德高望重的面目出往常他的孩子以及公众的面前。他的虚荣心太强了！” 没过多久，他就把当时正在写的日记藏了起来。于是相互阅读日记的“公开性”准绳瓦解了，两个人都变得行动诡秘起来。索尼娅说，“以前，他要我誊写他的作品，往常他把这事交给了他的女儿们（她没有说‘我们的’），而且很当心肠把作品藏起来，以防被我看到。他这种有计划地把我从他的个人生活中扫除进来的做法要让我疯了，这真是让人难以忍耐的痛苦。”托尔斯泰开端记一本“秘密”日记，并把它藏在他的一只长筒靴里。索尼娅在他平常的日记里什么也没有发现，开端狐疑能否还有一本秘密日记。她四处搜索，最终找到了它。读完之后，她在日记里粘上一张纸，上面写着： “带着一颗痛苦的心，我抄下了我丈夫的这本令人悲痛的日记。关于我，以至关于他的婚姻，他所说的是多么不公正、残忍和——愿上帝和尼古拉耶维奇饶恕我——不真实，这是歪曲和捏造。” 这场噩梦般的日记之战的背景是这样的：索尼娅坚持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托尔斯泰从道德上对此感到极端地厌恶，他越来越深信，妻子的这种请求在障碍他追求肉体的完善。好比他写道：“我们坐在院子里，吃着十盘菜，有冰淇淋、仆人、银餐具而乞丐们从门口经过。”在给她的信中，他写道：“我刚从你的生活方式中被解救出来，就似乎从一场可怕的恐惧中被解救出来，这种生活方式简直引着我去自杀。我不能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去，从中我看到的是消灭……你我之间有一场生死之战。”
托尔斯泰夫妇 1910年6月，这场斗争抵达了悲剧性高潮。导前线是切尔特科夫瞒着托尔斯泰，私自里把那些日记都拍了照片。7月1日，索尼娅坚决请求把日记中“令人不快的章节”删掉，这样它们就不会被发表了。当时发作了一场争持。事后，她和布尔加科夫（托尔斯泰的秘书）一同乘坐马车时，哀求他劝说切尔特科夫还回日记，“一路上她抽泣不已，十分不幸……看着这个悲泣的、不幸的女人，我无法不产生深深的同情”。当布尔加科夫和切尔特科夫谈到日记的事情时，他显得“极度地狂躁不安”，并责备布尔加科夫把日记珍藏之处通知了伯爵夫人。 切尔特科夫向托尔斯泰埋怨。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给索尼娅（7月14日），在信中他坚决以为，“最近这几年，你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易焦躁、专横和缺乏自制力”，夫妻两人往常对“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了解曾经完整南辕北辙”。 为理处置争端，日记被密封起来，锁在银行里。
托尔斯泰夫妇 一个星期后，即7月22日，托尔斯泰秘密地到左近的格罗蒙特村，去签署一个新遗言。他把他一切著作的版权都留给最小的女儿，并指定切尔特科夫为遗产管理人。切尔特科夫布置了这一切，还亲身草拟了文件。 8月3日，发作了一场“噩梦般的争持”。索尼娅明显地谴责切尔特科夫与她的丈夫有同性恋关系，托尔斯泰“气得僵在那儿”。9月14日，又发作了一次猛烈的争持，切尔特科夫当着她的面对托尔斯泰说道：“假如我有一个你这样的妻子，我会开枪打死自己。”一个星期以后，托尔斯泰发现索尼娅曾经在长筒靴中找到了他的秘密日记，并读了它。第二天，他违犯了他以前同妻子的协议，把切尔特科夫的相片重新挂在他的书房里。当他出门骑马时，她把相片撕了个粉碎，并在盥洗室里用水冲走。 10月27日至28日晚上，托尔斯泰发现索尼娅深夜里悄然地翻查他的文件，显然是在寻觅秘密遗言。他唤醒小女儿亚历山德娜，并宣布：“我往常就分开这儿永远。”当晚，他上了一列火车。第二天上午，切尔特科夫自得扬扬地将此事通知了布尔加科夫，“他脸上洋溢着高兴和激动”。索尼娅得知这个音讯后，纵身跳入池塘。这以后，她曾几次企图自杀，固然这些行为（的决计）不那么令人信服。 11月1日，托尔斯泰染上了支气管炎和肺炎，不得不分开战车，被布置在梁赞—乌拉尔线上的阿斯塔波沃车站。两天后，索尼娅及其子女乘快车赶来探望他。7日，传出了预言家逝世的音讯。 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令人心碎，特别是对那些敬佩他的小说的人而言。由于他们从中看不到对严重问题的崇高争辩，而是充塞着猜疑、仇恨、报复、狡诈、背离、脾气火暴、歇斯底里以及褊狭卑鄙。这是最恶劣的家庭争端。后来，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们努力想把阿斯塔波沃车站临终床上的场景，变成一幕“圣经”般的悲剧。但事实却是，他那狂风雨般的漫长人生的结尾并非轰然巨响，而是一声哀鸣。 托尔斯泰的例子阐明，当一个学问分子以人为代价、追求笼统的思想时，将会有什么结果。托尔斯泰试图带来一场他以为绝对必要的、彻底的道德变革，结果却消灭了家庭，也消灭了他自己。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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