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离经叛道”成为禁书，美国第一代女性主义作家凯特·肖邦代表作《醒悟》，细腻描画了女性在婚姻中的真实感受，她们的情欲，她们的自我空间和孤独感，被几代读者称为“自我认识启蒙书”。 本文系郭玉洁教员为简体中文版《醒悟》所作导读。（郭玉洁：资深媒体人，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财经》记者、编辑，《生活》、《单向街》（后更名为《单读》主编），《LENS》主笔，路透中文网、纽约时报中文网、彭博商业周刊专栏作家，正午故事分离开创人，曾出版个人文集《众声》。） 01 在那些光晕过于温和的黑白相片里，凯特 · 肖邦梳着发髻、衣着严严实实的维多利亚时期的长裙，注视着镜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来自过去的人物。
（凯特·肖邦） 就像在老照片里看到那些穿旗装、裹小脚的女性时，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晚清的、属于 19 世纪的不幸女人，而很少会想到，她可能是那个时期的先锋，是某一个范畴、或是自己生活中的勇者，更不会去想，她和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关联。 当你带着后见之明，再看一眼照片，这次读出了凯特 · 肖邦美丽光亮的容貌，明亮而聪慧的眼神。然后呢？疑问仍接踵而来。 照片中的女性到底是谁？一百多年后，为什么我们要阅读这个陌生的名字？ 图像能够提供的信息究竟有限，要想知道凯特 · 肖邦，还得进入她所生活的世界。 1851 年，凯特 · 肖邦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当时的美国，建国不到百年，领土还在扩张中，在大部分州，运用黑人奴隶来种植棉花等作物，依旧是重要的经济方式。 十年后，以废弃奴隶制为名，南北战争爆发。
（美国棉花农场） 那依旧是一个拓荒的、积聚和长大中的国度，还远远没有成为世界强国，一个重要的标记，就是美国还没有树立起巨大的文学传统。固然爱默生、惠特曼、马克 · 吐温都已呈现，但是关于很多读者和写作者来说，最值得向往、意味文学最高规范的还是欧洲文学。 凯特 · 肖邦就是如此。她长大在一个有黑奴的白人家庭，父亲是爱尔兰裔，母亲是法裔。由于父亲早逝，凯特由母系家族抚育，她在女性的力气中长大，也在双语环境中长大。 当她未来开端写作时，文学上对她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小说家莫泊桑。
（莫泊桑） 十八岁时，凯特遇到了奥斯卡 · 肖邦。她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要结婚了，和那个对的人。这并不像我曾经以为的那么奇特—我觉得很宁静，很镇定，一切人都诧异极了，由于我的秘密激进得太好了！” 第二年，他们结婚。肖邦，变成了凯特的姓。 婚后，凯特随奥斯卡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奥斯卡在那里运营棉花、玉米、蔗糖等生意。凯特先后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 有人回想说，凯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个子不高，有点丰满，但很美观，一头浓密的棕色卷曲长发，率真、明亮的棕色眼睛。朋友记得她端庄的仪态和爱尔兰式的俏皮机智，她很爱笑，也喜欢音乐和跳舞，但特别喜欢智性的说话。 在这些说话中，她很直率，也很有见地。 路易斯安那曾是法国殖民地，聚居了大量法国移民，奥斯卡 · 肖邦的父亲就是从法国迁居而来。19 世纪 70 年代，南北战争终了不久，南部各州在重建中，经济和种族问题十分严峻，路易斯安那也不例外。 但是作为州中最大的城市，新奥尔良的文化生活十分丰厚，有法国歌剧院、赛马场，还有狂欢节。1872—1873 年，法国印象派画家埃德加 · 德加还曾在这里住过几个月，创作出了画作《新奥尔良棉花买卖所》。
《新奥尔良棉花买卖所》 和很多作家一样，在青少年时期，凯特就表示出阅读和写作的兴味，她曾在笔记本上写满了诗歌和随记，但在当时，写作仍是属于男性的特权。 19 世纪的女作家，常常各出奇计，才干持续地写作下去，乔治 · 桑、乔治 · 艾略特、勃朗特三姐妹，都为自己取了男性的笔名；艾米丽 · 狄金森终生不曾发表自己的诗作；而简 · 奥斯汀一辈子都只能在公共的起居室写作，每当门轴响起，她就把稿纸盖好，以免有人发现自己正在写作。
（电影《成为简·奥斯汀》剧照） 迟至1928 年，弗吉尼亚 · 伍尔夫才写出那句至理名言：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个自己的房间。 作为妻子和母亲，婚姻生活、生育六个孩子，占领了凯特 · 肖邦的大部分时间。毫无疑问这是实践的艰难，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她很难幻想自己成为一名作家。 转机来得相当有戏剧性。1882 年，奥斯卡 · 肖邦死于疟疾。凯特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家乡圣路易斯，和母亲一同生活。但是很快，母亲也逝世了。凯特沉入了悲伤和抑郁，于是朋友鼓舞她，把写作当作疗愈的措施，释放生命的生机。凯特接受了这个倡议。
（凯特·肖邦和她的孩子，1877） 1889 年，凯特的两个短篇小说《智胜神明》（Wiser than a God）和《分歧所在！》（A Point at Issue！）分别发表在两份中央报刊。 这年她三十八岁。 02 莫泊桑比凯特 · 肖邦早一年出生。19 世纪 70 年代，他在法国文坛声名鹊起，1880 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羊脂球》，惊动一时。 在一篇文章中，凯特评论莫泊桑：“读他的小说令我惊叹。那里面是生活，而不是虚拟；我曾经很留恋后者，那种叙事方式的特性是含混、不加思索地写出情节、老套的技巧和机关。这个人却解脱了传统和权威，进入自身，用自己的阅历和眼睛察看生活，简约直率地通知我们他所看到的东西。” 莫泊桑、契诃夫和杰克 · 伦敦，被称为短篇小说的三个圣手，他们奠定了短篇小说这种方式的基本技术，好比它是漫长生活里的一个截面，结尾处出其不意的反转，等等。
（左：莫泊桑/右上：契诃夫/右下：杰克·伦敦） 但是，在后世的文学写作中，这些常常沦为套路，常常为了反转而反转，工于技巧，却忘了这些技巧的中心，包含着关于生活的深化洞察。 正如莫泊桑在一篇文章中转述福楼拜的话，“才气就是长期的锲而不舍。这就是说，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留意力来察看自己想要表白的东西，并从中发现不为人知的现象。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未知的东西，它们之所以未被发现，是由于我们总是习气于用前人对某一事物的固有见解来察看这些事物。再微小的事物也会包含未知的东西。把它们找出来吧！” 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发现生活中那些未知的、还没有被描画过、更没有构成套路的秘密，把它当心肠包裹在技巧的中心。假如没有这些秘密，技巧再好，也是庸作。 在凯特 · 肖邦那些最好的小说里，好比《德西蕾的孩子》《一小时的故事》《狂风雨》，正表示了这样一种小说美学。流利的叙事，快速的转换，最后都提示了一个生活的秘密。 它们不是普通的小说，不是故作惊人语，而是一枚深水炸弹。看完最后一行，读者取得的不只是愉悦，更使你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正是凯特 · 肖邦的文学理想：揭下伦理、传统的面纱，提示出生活奇妙、丰厚的真相。
（外版《狂风雨》书封） 重述这些小说，会有剧透的嫌疑，从而破坏阅读的快感。但总的来说，这些小说关乎女性在婚姻中的真实感受。富足、衣食无忧，丈夫并非坏人，但是生活是如此庸常，无聊，激情无处放置。 20 世纪 60 年代，贝蒂 · 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奇妙》（The Feminine Mystique）出版，将家庭主妇的生活形容为“温馨的集中营”，女性在婚姻中的压制、没有价值感一时成为普遍的话题，也成了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中的重要著作。而早在 19 世纪末期，原来就有小说家如此精确地描画了这种生活，如此尖锐，又是如此英勇。
（《女性的奇妙》书封及作者图） 不用说，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 短篇小说《狂风雨》中，凯特 · 肖邦讲到了婚姻中女性的情欲，这场狂风雨中的出轨自身就逾矩了，更有甚者，它非但没有影响婚姻，反而使之更稳定。 “就这样，狂风雨过后，每个人都称心如意。” 这篇大胆、自信又戏谑的小说，在凯特生前从未投出，真正成了写给抽屉的作品。 在当时，女性文学还没有构成文学史的谱系。凯特 · 肖邦常被归类为乡土文学（local color）作家—由于作品具有中央颜色，运用方言。 她的作品中，又有很多是儿童故事，在当时勃兴的期刊市场，这类作品很好卖。 1899 年，凯特的长篇小说《醒悟》问世。小说中写了一个婚姻中的女性，觉得到受困、空虚，恋上别的男人，想要逃离婚姻的故事。小说出版后，迎来了大量恶评，评语有“病态”“不健康”“丑陋”，等等。 点击以下图片即可置办《醒悟》 简体中文版《醒悟》 译者齐彦婧 上市时间2020/10/20 这些评论是从激进道德动身的，但也不得不招认，从技巧来讲，《醒悟》不如凯特 · 肖邦的短篇小说那么成熟。或许关于凯特 · 肖邦来说，这本书意味着更大的野心，她不再希望自己所洞察的秘密只是灵光一现，只是俏皮、诙谐的反转，她希望能够将它们展往常更宽广、更细腻、也更深沉的日常生活中。 可是，长篇小说的写作需求更多时间，更专注的肉体，需求积聚和重复练习，六个孩子的母亲，承担着经济压力的凯特 · 肖邦，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又会不会得到足够的鼓舞和支持？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花了四年零四个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假定一个女性作家写出自己版本的《包法利夫人》，会是什么样的？ 或许《醒悟》就是这样的尝试，只是可惜，我们无法从凯特 · 肖邦身上看到进一步的可能性了。遭到《醒悟》恶评的打击，凯特 · 肖邦回到了短篇小说的创作。 1904 年，圣路易斯举行了世界展览会。当时的世界展览会之壮观，就像今天的奥运会。听说，每天有十万游客从全世界各地前来旅游，是一时盛事。 8 月 20 日，五十四岁的凯特 · 肖邦去展览会参观，回来后觉得十分疲倦。深夜，她叫来儿子，说自己头痛。医生判别说，她可能是脑出血。两天后，凯特 · 肖邦逝世。 03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凯特 · 肖邦被遗忘了。这种遗忘，很多人归于《醒悟》引发的道德批判，以及文坛关于性别的不公正评价。同样水平的文学作品，男性作家会取得更高的关注，这是当然。但问题似乎又不止于此。 2013 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的查尔斯 · 约翰斯米尔（Charles Johanningsmeier）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调查了八十家美国公立图书馆的数据，看它们如何处置 1880 年至 1914 年间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品。 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公立图书馆的藏书目关于作品和读者十分重要。查尔斯 · 约翰斯米尔写道，他诧异地发现，很多图书管理员—基本上来自城市和较大的城镇—会积极地置办同时期很多突破边疆的作品，好比 《街头女郎玛吉》（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小说家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代表作。本书以纽约市贫民窟为背景，以被迫沦为妓女的穷姑娘为主人公，这在美国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并不在乎能否会惹起人们的抗议。
（《街头女郎玛吉》外版封面） 而关于《醒悟》，很不幸，大部分图书管理员会选择更保险的做法：不收录它。 文学的势利眼存在于各个方位。是性别吗，还是由于地处边沿？或是种种要素，兼而有之？在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总有各种细致、偶尔和时期性的要素。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陶渊明、杜甫，还是美国的麦尔维尔、凯特 · 肖邦，在当世的习尚中被低看、错漏的作家数不胜数。作品一旦写出，只能汇入时间的长河，在历史中等候自己的命运。 1969 年，凯特 · 肖邦被重新发现。学者帕尔 · 塞耶斯泰德（Per Seyersted）为她写了一本传记，称她开创了美国文学的新局面。《醒悟》被收入企鹅经典，学者桑德拉 · 杰尔伯特（Sandra Gilbert）为这本书写了导读。
（《醒悟》多国版本示例） 当时正值美国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桑德拉 · 吉尔伯特和苏珊 · 古芭（Susan Gubar）在 1979年出版了女性文学研讨的经典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梳理 19 世纪英美文学系统里的女性文学家，简 · 奥斯汀、勃朗特姐妹、艾米丽 · 狄金森……是如何从男性写作的范畴中挣扎、发明出了自己的写作空间。 当凯特 · 肖邦进入了这一女性文学、女性作家的谱系，一个问题重复呈现：凯特 · 肖邦是女性主义者吗？ 在她生活的晚期，英美正在兴起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为完成投票权的妇女运动，凯特 · 肖邦是其中一员吗？ 每一位专注于女性问题的女性艺术家，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她们的答案多半是承认的。她们试图维护艺术相关于政治的独立性，但很多时分，这种承认也表示出了对女性主义的恐惧。 凯特 · 肖邦大约不是女性主义者。在当时的世界，女性主义还不是普遍的浪潮。但是她用敏锐的直觉、深化的思索，洞察了女性生活的奇妙，其中有压制、痛苦，也有欢愉。 她用文字去拆穿伪装，表示真相。这种首创性，就是福楼拜所说的文学，也是女性主义重要的生命力和思想本源，那原本就不是一个空泛的教条，而是一种关于生活、关于人的哲学。 她是当之无愧的先驱，是时期的勇者和智者。她不需求吹起号角，她是制造号角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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