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性价值和意义无须讳言。它的文体优势和创作实绩共同决议了其能够成为文学高端成就的代表。在“文学已死”、“文学危机”的悲鸣之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时期中，中篇小说一直仰仗着自身的顽强，静默地抵御着理想的喧嚣和杂乱，温情脉脉地润泽着我们的文学生活。很大水平上，中篇小说以傲然绽放微风光无限的姿势据守着文学行将消逝的正义和威严。这条文学江河中流淌着的全部隐秘和狂欢亦是洞察和烛照理想人生的源头死水。王松《红骆驼》、王凯《荒野步枪手》、艾伟《过往》、索南才让《荒原上》、葛亮《飞发》构成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景色”，它们讲述的中国故事及其建构出的美学范式和审美阅历不只光耀了近年来中篇小说独步天下的文学格局，同时更预示着新的“文学反动”时期的到来。 王凯是重生代军旅作家，军人身份与经年累月的军旅生活曾经大方地赋予他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心理，铸塑了他迥然特异的生命质地和生活天性。即便置身在烟火漫卷的城市中，飞沙走砾永不止息的荒漠与军队生活也总是无法放心，不由重新浮现、形诸笔端，这也基本上决议了王凯建构的军队、军人和军营的生活如此真实，如此温婉动人。王凯曾坦言；“在我看来，广大的戈壁大漠不只是最好的武器靶场和战术锻炼场，同样也是绝佳的文学现场和心灵实验场，把年轻的男女军人们放在此地，或许才干更明晰地展示他们的抉择与放弃，才干更尖利地呈现他们的欢乐与痛苦，才干更自然地表示他们的相聚与分别，也才干让读者更深切地感遭到战争年代被人所忽视的军营世界与迷彩般斑驳的军人内心。”《荒野步枪手》敛容静气的作风和气质与王凯此前的《导弹和向日葵》《缄默的中士》等一脉相承。王凯规避了传统意义上充溢于军旅文学中的刀光剑影和万丈豪情，刻意并胜利地消解了那种浮泛的庞大叙事，转而在情感零度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人” 的意义上的军人和“文学”意义上的军旅。正是在这样的理想意义上，王凯将军旅文学推向了新的写作高峰。小说实践讲述了两代人的军旅生活，叙说者“我”的身份固然只是知晓文墨的创作员，但是内心深处一直充盈着驰骋沙场、浴血奋战的激情。中士步枪手庞庆喜的举止言谈重温往昔的峥嵘时光，那种久违的等候和呼之欲出的热望“像是生命之河中的一道瀑布，深藏于时光丛林，途经蜿蜒又漫长的流淌后飞流直下，溅起弥天大雾，又生出诱人的虹彩”。中士身上浸润的并不是那种铁骨铮铮的硬汉个性，而是有着鲜活灵动、青春朝气的战士，他不奉承奉承、勇于跟指导干部力排众议，在固定伪装网、冲泡速溶咖啡、车大厢渡过寒夜的细微琐屑的平凡生活场景中展示呈现代军人的侠骨柔情。庞庆喜与无数戍边战士一样，将全部清澈的爱给予巨大的祖国，但是他们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圣徒和苦修者，他们既具有普通人喜怒爱憎的情感，亦有着市井凡俗的生命体验，他们既有着难以尽数的孤独无眠的夜晚，也有着仰视星空的诗意和遥想。中士曾在国际军事竞赛中功劳卓著而声名大振，然后在军校中因饮酒被迫退学，往常曾经长大蜕变为荒野中的步枪手，其中的缘由虽不得而知却也不再重要。狂风中回旋着中士爽朗高兴的笑声，而这大漠中激荡的欢声笑语便是王凯为军旅文学带来的一抹绚烂耀眼的光。 艾伟一如既往地勘探着人性的幽微复杂，用抵达人心的震动故事讲述着难以言说的亲情和源自生命本能的爱。中篇小说《过往》依旧异曲同工地持续着《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盛夏》等长篇力作绵密细腻的笔致和深邃幽远的神韵，一位越剧名伶和一个另类母亲在明与暗、轻与重之间演绎出活色生香的生命传奇。冰心说“世风里爱是信物，人海里善乃慈航”，人世间的那些莫名的暖和与感动正是源自爱与善的交错，真诚的人性与情感总是会在历经沧桑后迸射出耀眼的光晕。“一个人的瞬间选择和瞬间行动构成一个人完好的生命史。单个瞬间的选择与行动由深埋于体验、记忆和情感结构中的‘过去史’推进。”艾伟经过那些深植于叙事内部的生命瞬间诠释出“母亲”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与三个子女的命运沉浮，善念与歹意的堤坝被无情地摧毁，或许人性中的美好会在某些时辰被短暂地遮盖，但是它终将冲破阴霾，闪现出诱人的霞光。小说中的母亲是那种典型的天生具有让人体谅气质的女性，她的身上积聚着自私、说谎、逃避义务和不懂人情世故的弊病，可是一旦穿上戏服走进戏中，就立刻变得流光溢彩，令那些缺陷显得无足轻重，戏里戏外恍如隔世、判若两人。 在艾伟的了解中，“关于母亲，在我们的文化中简直有着神格化的寓意，母亲这个词自带光环，代表着仁慈、贡献、宽容和爱等美德。其实没有普遍意义上的母亲，我们生活中的母亲个性各不相同，也并不全然是那么圆满的。”艾伟正是经过秋生母亲这个不尽圆满的形象表白了爱与残缺的诗性哲学，使得我们能够挣脱传统道德和伦理规范的桎梏，诠释出具有“异质”意义内涵的母亲。母亲戚教员仰仗着父亲的《奔月》而成为众星捧月式的越剧名角，从此享用着生命的高光时辰，她选择无情地丢弃丈夫和子女，母亲离去的庞大阴影培育的伤痛成为“我们”无法忘却的念念不忘的记忆。父亲在某一天新奇失踪，直到多年后才知晓他在与母亲相识的小岛上终结了生命，而秋生、夏生与冬好则因母爱的缺失走上了不堪回首的人生道路。小说中母亲罹患绝症时回归子女身边，风烛残年的她犹如破败凋谢的花朵置之不理。母亲的后悔与自我责难无疑是真诚的，但是作为子女所历经的如鲠在喉的屈辱和伤痛却浮光剪影，这在人性的天平上构成了悖论性的难题。面对母亲，旧日生命中的帷幕被重新开启，这也意味着秋生们要重新咀嚼那些难以名状和无法逾越的疼痛。但是，艾伟宁静如水、温情冷静的叙事中却躲藏着无动于衷的波澜，曾经无情无义的残酷母亲却暗中亲手杀害了儿子秋生的仇人；秋生名义上冷峻孤绝，但是却能够为了妹妹冬好身陷囹圄，同时也无私地救济夏生辅佐他完成演戏的愿望。此刻，火热的人性烈焰终于消融了往事的坚冰，一切的是非随即云消雾散化为乌有。“人生的死结常在一念之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梦境泡影，如露如电，皆生于一念。”正所谓“情之至者文亦至”，“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有情的艾伟如泣如诉地为我们讲述着有情的“过往”。关于小说《过往》艾伟曾这样讲道：“对我来说，小说是一种诱人的文体，我写下这些小说，我希望这些小说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内心隐秘的想象、情感和愿望。假如有什么奢望，我希望读者会记住《过往》里的这位母亲，希望这位母亲能以虚拟的方式活在人世。”虚拟乃小说之能事，但是，我们曾惨淡经营选择铭记或遗忘的那些生活的细浪与微漪，真的会成为随时间而逝的“过往”吗？ 小说《荒原上》充沛地彰显出索南才让的才气横溢，从早期的《野色失痕》《哈桑的岛屿》到迄今的《巡山队》《荒原上》，索南才让自由地想象和建构了自己的“小说荒原”，在这个世界中有着洁净的天空大地，有着行将消逝的游牧文化，更充盈着芸芸众生的信仰与执念。索南才让的小说中异常明晰地流淌着藏地的生活密码和文化传统，共同的历史和带着神秘气息的理想空间，自然地赋予他小说宗教和救赎的气韵，这也内在性地决议了索南才让的诗性与哲思在时间的荒原中生长游荡。因而，“荒原，它是终间更是绝对的主人公，它无处不在，应有尽有，它仁慈而冷漠……大荒之上，吾土吾民，那里有我们中华远古文化里的大荒山，一片需求当代人声音讲述的土地，固然青涩而自然，但索南才让的意义首先在这里。”小说中六个不同人生阅历和个性悬殊的人组成了奔赴冬牧场的灭鼠工作队，乌兰、确罗、兀斯、南什嘉、金嘎在渺无人烟的寒苦荒漠中演绎着动人的人性故事，他们当中有的穷尽力气追逐着诗意和远方，有的在漫无目的猖獗中亵渎恋情的崇高，更有的以文学的力气驱赶茫茫荒原上的孤寂，当然，更咏男依亡抗争的方式叩问着灵魂的高尚。在人迹罕至的极寒之地从事着单调乏味的灭鼠工作，生存境遇的凄苦与百无聊赖让他们内心阅历着漫长的煎熬，这种生活犹如“追着时间奔来的疼痛从骨头里溢出来，这条路被无限拉长了，我们似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在时间里”。于是，“我”讲述的故事便化作一道暖和的光安慰着那些无眠的长夜中空虚寂寞的心灵。 小说在灭鼠的明线叙事之余还渗透着情感的暗线，确罗和南什嘉暗地里幽会着陌生的情人，那是世俗生活中视而不见的两性之间的肉体故事，并没有忠贞的天长日久的誓词，而仅仅是原始愿望的呈现。“我”（卡尔诺）与银措之间彼此的倾心倾慕则带着青春、浪漫和唯美的情愫，在不连续的通讯交往中缔结和熄灭着恋情的“神话”。应该说，“我”与银措的冰清圣洁之爱维系了真正恋情的美好，但纵使这样，“我”依旧在银措匆忙的诀别信中丧失了这份纯真而弥足可贵的爱意。或许，这种桃花源式的乌托邦恋情只是单纯美好的幻象而已，它终将以忧伤和悲痛的方式消隐于坚硬的风雪中。卡尔诺感遭到“天地之间只需我一个人。雪，又开端飘下来。”当“理想”的花朵重新枯萎凋谢时，我们依旧要孤独地行走在时间的“荒原”中。小说中的金嘎是爱与美的化身，他不谙世事并有着天使般稚气未脱的纯真和蔼良，没有俊朗秀气的长相，即便被人欺负也默不作声，心甘甘愿地充任着“我”与银措的恋情信使。金嘎盼望用他人的故事丰厚自己荒芜的肉体世界和生活，他对恋情懵懂未知，想用识字和诵唱诗歌的方式找寻到属于自己的自信和豪迈。但是，当属于金嘎的青春期的秘密被确罗发现并公之于众后，人们给予他蔑视和嘲讽，这带给金嘎史无前例的心灵震颤和无地自容。为了自己最后的威严，金嘎选择以终结生命的方式对立那些无情的言语锋刃，他披戴着一身霜雪涅槃重生，带着宗教般的忠实与敬畏成了人世间真正巨大地道的诗人。金嘎以死亡的方式献祭了嘶哑寂寥的大地，他宛若精灵普通决绝地走向了自己向往的“大世界”，他让我们懂得了“假如没有死亡，无论是理想还是肉体，我们都将有一个完整不同的人生。我们从死亡的一边动身，走向死亡的另一边。”金嘎是人性和希望的火种，他的永远离去意味着活下去的人再次跃进肉体的黑洞。艾略特在其《荒原·死者的葬礼》中写道：“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想和愿望掺合在一同，又让春雨敦促那些愚钝的根芽。”在艾略特笔下，荒原表白出的是万物的萧瑟死寂，渗透着失望和悲痛，那些没有灵魂的万千幽魂飘荡其中。而在索南才让的笔端，荒原是时间初始的鸿蒙，是四海八荒凝聚而成的无量无尽的生存空间，那里的生灵万物和山川河流都带着坚韧和顽强，广袤无垠的大地无声地见证着人类的渺小和低微。总之，《荒原上》如一曲悠远古老的清音般的民谣，它开启了索南才让的小说之门，与其说他是聪慧的小说家，毋宁招认他是自由的行吟诗人，他是本雅明寓言意义上的现代“讲故事的人”，更是广大大草原和青海湖畔的肉体游牧者。 王松的《红骆驼》是向新中国第一代核工业者致敬的理想主义的中篇佳作，小说没有惊心动魄和层峦叠嶂的谋篇规划，而是透过一个群体的时期肖像映照出一代人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家国情怀。母亲顾芳、父亲潘大兴和云姨一辈人是真正为国度和民族抛洒青春和热血的有为之士，那一代人是一道光，他们照亮着无数后来者前行的道路，在个人荣誉与家国义务之间毅然地选择在茫茫的戈壁滩寻求生命的真正价值，他们内心深处时辰回荡着“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最强音。父亲潘大兴与母亲顾芳意气风发地来到苦寒的荒漠之地，他们曾热血沸腾、立志扎根于此，这也铸就了他们此生要用全部的生命时光去完成心中巨大的幻想。那一代人阅历的锤炼和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们铸塑的肉体传统理应成为今日中国青年人的人生座右铭，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而是要将这种无形的人世大爱融入血脉深处。 小说中的母亲顾芳没有像父亲潘大兴那样将生命留给为之贡献的热土，而是多年后选择回到城市，这样的抉择也就意味着她失去了曾经海誓山盟的恋情，而留给自己的是绵绵无尽的痛苦和漫长的没有归期的等候。往常，在病态垂老之际的顾芳选择重新回到当年曾“战役”过的中央，重温那些暖和感动的瞬间及其消逝在记忆深处的恋情，可是昨天已然成为只能告别的过去，那时的人与事究竟恍如隔世而曲终人散。父亲潘大兴曾经故去久矣，“我”（顾莎）也终于破解了搅扰自己多年的身世之谜，而芳妈在努力摇着轮椅奔向父亲墓碑之际似乎也不再纠缠于她对父亲的责难和不了解。云姨转交了父亲潘大兴留给“我”的名为“沙漠漆”的极为稀有的石头，那固然有着父女情深的感情挂牵，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肉体的赓续传承。小说中的“骆驼草”具有鲜明的意味意味，骆驼草俗称“不死草”，是生长在荒漠中的一种常见植物，多见于戈壁滩、悬崖边和石缝中，根系极为兴隆且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实践上，骆驼草扎根大地艰难求生的高尚肉体就好像那些隐姓埋名的核工业者，用尽全部的热情和力气永不止息地生长。中华民族正在加速行进在巨大复兴的历史征途中，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辰完成“中国梦”，潘大兴一代人就是当下时期永世的肉体丰碑，他们的丰功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这种意义上，王松的《红骆驼》因而熠熠生辉。 葛亮的《飞发》是其“匠人系列”小说中的名篇，作为岭南篇的《飞发》曾与江南篇的《书匠》和西南篇的《瓦猫》共同收录于其小说集《瓦猫》中。自《北鸢》《朱雀》始，葛亮便建构了想象中的历史风情，那种穿越时光的怀旧和别样的抒情让他的时间和故事具有了轻盈的美学质地，以此构成了他愈发激烈的辨识度和独树一帜的作风。《飞发》中记叙的老旧香港和上海往事以毛果的眼光凝望了大时期中的风云变幻、光影活动，只不外它以内聚到“孔雀”、“乐群”和“温莎”理发店的兴衰中摹刻出双城的历史更迭和文化变更。葛亮的小说中一直躲藏着他的“野心”，无论是波澜壮阔的史诗之卷，还是小人物的日常光景，涌荡于其小说肌理的是久违的乡愁和跃动着感伤落寞心情的疼痛。于是，葛亮不时地寻觅着抵达历史的抒情之道，“操纵续的书写作为抵御时间的措施，让落在字面上的文字成为生命与历史的见证，葛亮在历史加速的时期践行了叙事的抒情考古学。”但是，葛亮的仿古或者拟古之思并不意味着他要成为绝对的历史复古主义者，而是试图在“飞发”的体察和追想的文脉中明鉴未来。那些谙熟特定技艺的匠人不只单纯是手工艺人，更重要的在于他们还是民间世界中文化传播的使者。 在葛亮看来，“作为具有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民族，历史感关于我们每个中国人而言，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感，而匠人肉体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匠人肉体在任何时期都不会过时，不论在顺境或逆境中，关于行业的酷爱与威严感，都会鼓舞我们一路前行。”就理想的历史体验而言，葛亮将南京视为写作的温床，而将香港确指为其写作的磁场，从南京到香港既是终间天文上的位移之变，同时更是启悟葛亮历史书写的肉体原点，好像小说中的翟玉成和庄锦明普通，从香港的“孔雀”到上海的“温莎”，“飞发”的故事便始于斯而终于斯。“孔雀仔”翟玉成本是深爱着电影和戏剧的理想主义者，然后中缀了自己的演艺事业转而成为打理理发公司的生意人。在香港工业繁荣的历史契机中，翟玉成短暂性地成了商业场中的“弄潮儿”，而工潮令其瞬时陷于困境而难以独善其身，只能够在《岁月无情》的旋律中读懂壮志难酬并有口若悬河的感触。与翟玉成商业神话的消灭相随同的是香港早期历史的变更，于是，个人的斗争史与家国之骤变以辩证的方式彼此掩映。“飞发”是庄锦明家的世业，彼时虽说上海的理发业未成夕阳行业，但是全球化的既定理想也迫使其失掉了昔日不可一世的辉煌，上海自身所代表的繁华、时兴和前卫却也只能成为昔日不可复现的传说。于是，当庄先生选择在春秧街另开新店时便具有了某种不言自明的反动意义。时过境迁后，“孔雀”只能“存活”于人们关于过去时期的眷恋和谈资中；“温莎”被迫停业，只能成为港岛民俗博物馆的陈列之物；而“乐群”只能安置翟师傅暮年无所寄予和无法斩断的执念。总之，“飞发”所牵动的是作为时间的历史与文化想象之间构成的庞大裂隙和沟壑。葛亮以翟师傅的死亡为叙事的终点，让毛果以“现代人”的眼光完成了关于“前现代”历史光景的文化想象和认同。“他把时间带给人事的迷乱与惶恐，通通化作怀旧的注视；又把怀旧的注视再度恢复为大时期里人们的挣扎与无法。”此外，《飞发》之特质还在于葛亮关于“飞发”小考、“飞发”暗语、“三色灯柱”之详尽考证，当然，葛亮绝对无意于建构小说中的学问考古学，而是意在以此复生那些行将被遗忘的“历史”。广府、上海与香港，三重文化镜像中折射出了带着情感温度的历史，葛亮借由历史的时光机确指了新的自我认同。 英雄气质、家国情怀、贡献肉体、匠人记忆以及日常生活成了本届鲁奖中篇小说创作整体性的美学范式和价值面，使它们胜利地摘取桂冠，取得莫大的光彩。作为讲述中国故事和表白中国阅历的模范之作，上述五部中篇预示着新的文学反动时期的到来，其内涵的肉体品德和文化想象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质素，它们自身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也会随同其经典化的过程被不时彰显。中篇小说必将以更耐久的热情凝聚时期的声音汇成甘洌的清泉，在文学的江河中永无止境地奔跑不息。 [本文系2022年度辽宁省教育厅（面上项目）“‘新时期’以来五四新文学传统重构与论争”研讨成果] 【义务编辑】 胡海迪 刊发于2022年10月《鸭绿江》 作者简介 李耀鹏，文学博士，研讨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成果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光明日报》《江汉论坛》《中国当代文学研讨》等，参与国度社科基金项目2项，掌管省级科研项目3项，现供职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讨所。 《鸭绿江》是中国文坛久负盛名的文学杂志，1946年创刊，为国内创刊时间最早的老牌文学刊物。创刊70多年来，一直倡导理想主义创作与多变的文学方式相分离，一直鼓舞创新，凝聚和团结了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推出和彰显了文学现场的无数新人，在作家、读者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投稿信箱：yalujiangvip@126.com 出版日期：每月1日 开本：16开144页 定价：20元（全年240元 ）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鸭绿江街53号 《鸭绿江》编辑部 编辑：铁菁妤 审核：胡海迪 核发：陈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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