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是天下之大道

作者：安徽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 钱耕森

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印度时说：“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定、调和共处。”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华传统“和”文化的发明性转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道”的转义是人走的路，引申为规律、原理、准绳、宇宙的本原与本体等，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中心范畴之一。金岳霖以为，正是作为“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和”之所以能成为“道”，就在于“和”像“道”一样能“生万物”。老子不只明白提出“道生万物”的主张，而且深化提示了其内在机理，那就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道”所派生的阴阳二气经过互动、相互冲击，抵达均衡状态时，就能生出万物。所以，“道生万物”其实就是“和生万物”，可简称为“和生”。

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时还为“和”下了一个定义：“以他平他谓之和”。这个定义有两层涵义：其一是多元性，即构成物的“他”不能是单一的，而必须是多元的，下限绝不能少于两个，少于两个就只剩下一个“他”，这就回到了“同”，而“同则不继”，是绝不能生物的。其二是多元的“他”之间不能是不相干的、不发作关系的，而是要经过互动、互补抵达均衡、调和状态。孔子将这一思想引申到人伦关系之中，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思想文化也要多元融合，才会有新的展开。如宋明理学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吸收融合佛、道而成为儒家哲学展开的新阶段。和而不同，有容乃大。适时地、多维地、发明性地将异质文化转化为自身展开的营养，这是中华文化几千年生生不息的基本缘由。

“和”作为“大道”，并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天下”的、是时时处处的，适用于古今中外。《周易》说，“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义是，能够坚持“太和”，即最大的和，就有利于正道，有利于生生不息之道，天下万物就能不时重新萌发，万国就都能美好安定。这就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赋予作为天下之大道的“和”以普遍的必定性与规律性。《中庸》指出，“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把“和”作为通达天下之“道”。汉代董仲舒以为，“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对“和”的思想作了更哲学、更本体性的论述。后来的朱熹、王夫之等大儒，对“和”作了更多具有体系性的阐发。

习近平主席指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大同等理念在中国世代相传。古代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强国，但中国对外传播的是战争理念，输出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丰厚物产。”往常世界并不安定，问题重重，矛盾多多，对立加剧，抵触不时，战火不绝。我国作为担任任大国，盲目肩负起完成“万国安定、调和共处”巨大幻想的历史任务，积极实行同我国国际位置相称的义务和义务，努力为人类可持续展开贡献更多中国计划和中国聪慧。

《 人民日报 》（ 2016年12月28日 07 版）

[义务编辑:秦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