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虚拟写作在中国文学界掀起的热度曾经持续多年。我们今天讨论非虚拟写作时，常常会携带有更多的理论问题认识、关注这一文类自身的特征状况——诸如非虚拟写作的内在伦理、对此概念的学理界定等等，都是近年来被讨论颇多的话题。 关于非虚拟写作，梁鸿无疑具有充沛的发言权：她既是中国当下最具代表性的非虚拟文学写作者之一，也是一位从事文学研讨的学者。 “非虚拟文学”的存在
一个话题说多了，常常有成为伪命题的嫌疑。就像一句话被重复多了，无论多么真诚，都觉得有点轻飘且虚浮了。 到2018年初，“非虚拟文学”曾经变成一个被讨论过多的名词，质疑、嘲弄、承认和肯定、赞誉、吹捧如钱币的正背面，加速消解这一名词的确定性，让人越发摸不着头脑。相反，关于小说则似乎常谈常新。无论多么老生常谈老生常谈，我们都不会从实质上狐疑它的存在。“小说”，具有实真实在的光彩，阅历了一个世纪的碰撞、洗礼和长大，终于成为一个事实，肯定的文体边疆，肯定的内容形态。“非虚拟文学”还远远不能，它正处于行动风暴的中心，在接受考验。要么，灰溜溜如无数个走过的各色潮流称号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要么，它最终从内到外被赋予肯定的意义，和小说同起同坐，势均力敌。在这一过程中，岂但需求好的作品不时充实内容，扞卫它的荣誉，也需求精确的理论支撑。 什么是“非虚拟文学”？
什么是非虚拟文学？迄今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众人皆服的概念来界定它。 西方文学中的“非虚拟”一词是“nonfiction”“non”，一个承认性的前缀，就像一个魔咒定住了它的中心。“非虚拟”，即不能是虚拟的、想象的、被布置的、叙事的等等，与之相对的则是真实的、客观的、全部的、自然的。依照这一了解，非虚拟要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的客观的存在，即它“是”什么样子的。这一定义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却经不起揣摩。 从哲学上来讲，首先它假定了事物有原本的样子，有所谓的全部真实；其次，它扫除了叙事的前提，由于“叙事”必定就触及到布置，是从“这个人出生时”写起，还是从他“重病时”写起，还是从他“死”写起，这是作者的布置，而非事物的原本样子。 显而易见，这样的定义分歧适文学。文学的第一要素就是叙事，这是它自然的结构特性。它不像影视，能够全景呈现，文学以文字为前提，必须有先后。有先后，就有选择，就会触及到作者的好恶、兴味、学问结构，这一切，也正是构成文学“成见”的基础。 这样讲，并不是说就没有非虚拟文学。这当然不是我的观念。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在分明文学基本特性的前提下去讨论非虚拟文学。非虚拟文学，同样要谈叙事，要讲故事，只不外我们要讨论的是，在何种意义上讲叙事、讲故事。 我曾经在另外一篇短文中给“非虚拟文学”一个简单的定义： 一种树立在根身手物之上的文学叙说。实践上，我们纠缠于非虚拟文学能否是文学，主要在于，我们一直很难肯定，非虚拟文学中的“真实”能否就是“真实”——这里的“真实”通常指的是“物理真实”。无须置疑，非虚拟必须是真实的。真实发作的事情，真实存在的人物（当然，我们有权益或有义务在某些时分隐去真实的人物或地名），但是，这并不是非虚拟文学的全部，或者说，这并不是非虚拟文学“真实”的全部。 这只是最基本的一部分。我以为，非虚拟文学请求真实，但并不局限于“物理真实”自身，而要试图去呈现真实里面更细微、更深远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空间）。在“真实”的基础上，寻觅一种叙事方式，并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自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这是一件十分文学的工作，也是非虚拟文学的中心。 “真实”请求你对情境、细节或事情过程中止精确描画并具有再现（这和虚拟文学的“真实”不一样，后者更倾向于一种意味性的真实），但另一方面，这些细节肯定不是最中心的要素。由于最终一切事物都必须组成意义，而这一意义是由作者的排列、企图和塑造产生的，它有结构性，也必定会有倾向性。“真实”并非指“是这样”，它更指向“我看到的是这样”。所以，即便是非虚拟写作，也只能说：我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作者最终呈现出的都是自己认识世界的一个图式，它包含着作者自己的成见、立场，也包含着由修辞带来的种种误读。 在这一意义上，与其不时纠缠于非虚拟的“真实”，倒不如讨论一下非虚拟文学的叙事与修辞。譬如： 非虚拟的“故事”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性？它如何既具备真实性又同时能够具备叙事性？假如我们能弄清这个作者是如何进入主题、如何讲故事的，那么我们就能弄分明他建构“事实”的过程，他讲故事的措施，这一故事在何种意义上具备非虚拟文学的特征。 下面我要分辨的是低价的多愁善感和真实的伤感。 前者总是试图用一种老套又让人厌烦的方式触动你的心弦：孤儿在雨中哭泣，或者迷路的小狗在街上寻觅温馨的家园。没错，这些事情在真实生活中会让人心碎，但在小说中却没有什么首创性，把这些留给六点钟新闻吧。相反，真正好的故事里的情感力气会在不知不觉间抓住你，毫无征兆，力气却是双倍的，由于你不知道它会从哪里扑面而来。 非虚拟文本并不排斥叙事性，相反，这也是它的异曲同工。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美国呈现了大量的非虚拟作品，“一种依托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载当代事情的非虚拟文学作品（nonfiction）的方式”。 它意味着，非虚拟文学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理想性、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方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裸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理想资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求理想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非虚拟文学”写作主题的选择 实践上，当我们肯定一个非虚拟的写作主题时，首先面临考验的是我们如何了解你所面对的生活，如何选择，这决议我们修辞和如何讲故事。 写那些严重的社会生活事情？贵州毕节孩子的自杀？天津爆炸案的来龙去脉，哪一个厂区的污染？农民的迁移？等等，事实是：这些事情和现象发作了，选择是：你从何入手。 读者会跟着你的选择和视野走，而不是跟着事实走。固然读者会以为自己在跟着事实走。首先要明白一点，非虚拟文学和读者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读者接受你叙事的前提，即你讲的故事是真实的。这是非虚拟写作者给予读者的承诺。人们自然对“事实”有一种获取的盼望。事实就是存在，经过他人的存在确证自己的存在，这也是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之一。 正如美国著名的非虚拟写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所言，“非虚拟作家使读者确信他将要读的是经得起检验的事实，或者至少是我能够得到的最接近事实的结果——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基本的事实，但这篇非虚拟作品是我对这个事实最大努力的探求。”反过来，“作为交流，读者同意调用‘自愿终止狐疑’，他们置信非虚拟作品中的事实都是真的，固然他有时可能觉得似乎在读虚拟作品。 有时，非虚拟作品中叙事文学方式与事实的分离成就了比小说更强大的体验。”由于有之前的承诺，所以读者会疏忽掉非虚拟写作在叙事技巧方面的努力，而倾向于置信这就是“自然的”或“客观的”事实。 但是，关于作家而言，当一个主题肯定，不论以什么方式取得资料、资料和生活细节，接下来的问题都将是，如何叙事，如何讲故事。非虚拟里的故事,同样请求开头、展开、高潮和结局。 故事不单是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非虚拟作者对理想的了解方式。固然非虚拟作者和读者之间有“自愿终止狐疑”的契约，但是真正优秀的写作者并不滥用这一契约，而是经过叙事、修辞和对人物、事情的了解水平，塑造“精确”的作风，让读者接受他所描画的“真实”。 在时下盛行的“非虚拟文学”概念中，默许的都是美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概念，更多限定在“关于大的新闻事情或社会事情的书写”（与美国当时的社会理想和文学潮流有关）。这一限定极大地限制了“非虚拟文学”的视野和多元书写的可能——更多倾向于事情性，倾向于与小说分离，而把日常性和内向性扫除在外。假如把视野从这一限定上荡开来看，便会发现，其实非虚拟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曾经十分多元，且极具容纳性。 本文转载于：青年作家杂志社 梁鸿 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有非虚拟文学作品《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以及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小说集《崇高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人民文学》奖等。 转载自 创意写作 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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