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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国大学教育最大的距离

2023-2-19 15:57| 发布者: 夏梦飞雨| 查看: 140| 评论: 0

摘要: 【留美学子】第2888期9年国际视角精选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 屹 视 线 】 教 育 · 人 文 · 名 家 文 摘导读中国与美国大学教育之间最大的距离是什么?是对人文教育的注重度的不同。本文作者徐贲教授,对何谓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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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屹 视 线 】 教 育 · 人 文 · 名 家 文 摘


导读


中国与美国大学教育之间最大的距离是什么?


是对人文教育的注重度的不同。


本文作者徐贲教授,对何谓人文教育, 做了万字深化浅出的详述, 值得一读。


国内教育、学问界人士常有将“通识教育”误以为就是“人文教育”的,这可能是由于谈论“通识教育”的人士自己并没有从事人文教育的实践阅历,只是在理论层面上随意发挥。


其实,在美国大学的实践课程设置和教学目的中,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两种不同的课程。”


中国与美国大学教育最大的距离


作者:徐贲


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山大学新创博雅学院,经过通识教育打造 “无专业精英”,宣言“学生的人生模范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


大学为普通大学生提供“通识教育”(或称博雅教育,general education),把着眼于自由人、全人的教育(即“人文教育”),而不是单纯的专业或技艺学问传授,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我是很同意的。


自己在美国大学从事人文教育(当然还教英语系的专业课程),曾经20多年了,一直将此视为我教授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


在我任教的学校里,人文教育课程是一切学生都必须在头两年里修毕的,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不可能广博、精深到那里去。它不以培育“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目的,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或可能。美国其他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基本上也都差未几。


这是一门为一切的普通大学生设置的课程,学生们都有自己的专业,人文教育是为了辅佐他们促进思索、判别、与他人对话、协作的才干、了解人的价值与自身弱点、提升社会义务感和公民素质,是普通人而不是精英的教育。


中国与美国大学教育最大的距离


1


从学问到智识


教育的目的不能脱离细致的学生结构、受教育年限、可操作的课程设置、师资条件、学问性质和活动范围,人文教育也是如此。 人文教育课上的学问不是特地的学科学问(subject knowledge),而是普通学问。


我所任教的大学为全体学生提供人文教育,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以后也会从事各自的特地职业,学校不会以成为“无专业精英”来为他们设定人生目的。学生们的专业有文、理之别,但是, 人文教育的6门课程(经典阅读4门和写作2门)是每个学生必修的。


此外,每个学生还必须修满8门“通识教育”的课程。 其中,宗教研讨2门;数学1门;自然科学:生物、化学、物理与天文、环境与地球科学当选1门;人文学科:艺术史、传媒、英语文学、外语、神学当选2门;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妇女与性别研讨当选2门。我自己在英语系有时开一门“文学阅读”,就是一门英语专业学生必修和其他专业学生都能够选修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的目的是拓宽学生们的学问面,它的课程有特地的“范畴学问”(subject knowledge),由专业教员来传授。例如,数学是数学课的范畴学问,必须由数学教授授课,对修这门课的英文专业学生(通识课)和数学专业学生(专业课)的特地学问请求是一样的。


与通识教育的专业课程不同,人文教育的中心课程(经典阅读和写作)没有特地的范畴学问,而是有自己的三个主要特性:


它强调的是以 思索(thinking)、明智(reason)、判别(judgment)才干为主要特征的智识,不是某种范畴学问;


它请求于学生中止以 “常识”(common sense)和“普通学问”(common knowledge)为本, 以接近聪慧为目的的学问活动,不以积聚和进步特地学问为目的;


它的 “学问”产生于“对话”,而不是“传授”,在运用学问时重在压服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谬误,因而特别与公共说理有关。


就表示这些特性的人文思想讨论而言,经典阅读比写作更能表示人文教育的特征,经典阅读的任课教授来自各个系科(都接受过上这门课的统一锻炼),完整不受各自专业背景的限制,充沛表示了人文教育无学问边疆的理念。


我们学校正派典阅读提出的细致人文教育目的是:


为学生提供会面和分享共同阅历的论坛,以此培育一种真正的学问群体同伴关系(collegiality)—在来自一切系科教员的引导下对共同的文本中止阅读和讨论。参与者们与影响世界的文本之间构成协作性对话(collaborative dialogue)。经过这种对话:


促进学生精读文本,中止有了解和思索力讨论的才干


培育对学问的猎奇,健康的狐疑和开放的思想


了解人类学问的多样性和不同运用,以及学问的整体性


注重探求的过程和意义的发现


关注自己的人性和人类境况的不同与统一


人文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人的心智解放和长大,美国威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在《大学之外:人文教育为什么重要》(Beyond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一书里特别强调这一人文教育的理念。


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内尔森(Christopher B. Nelson)在评论这本书时指出,“罗斯是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出色思想家那里找到了对高等学校作用新观念的支持:高等教育必须超越‘大学校园’,显现自己是最高任务的教育——即为人的终身塑造完大好人格”。


这个理念主要是在人文教育课程,而不是在一些通识教育的专业课程(如初级的数学、物理、外语)中被充沛表示的。当然,在一些人文专业课上,如水平较高的哲学、政治哲学、历史、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讨,也会触及多种人文问题,但由于有特地学问传授的任务,不可能把教学活动完整定位于人文思想讨论。


通识教育不能替代人文教育,这是由于,人文教育的重点不是单纯的特地学问传授或灌输(通识教育的目的依旧是弥补学生专业学问之外的特地学问),而是 基于独立思索、判别、价值认可、威严认识的,对公民参与、公同事务讨论、说理和对话才干的全面培育和提升。


在互联网时期的今天,这样的高等教育理念有了比从文艺复兴以后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重要的意义。人文教育需求与时俱进,不能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在互联网时期,“学问”的观念自身在发作变更,“学富五车”在庞大的学问信息面前也早已显得九牛一毛、微缺乏道了。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学问理想是相似于“学富五车”的广博学问。他们把积聚学问当作学问的主要目的,至于积聚的学问能否真实、牢靠,则不是重点。因而,的确的和道听途说的学问常常混杂在一同。


假如一个人能把同一个意义以许多不同的变更方式说出来,那他就是一个学问丰厚、学问广博的人。伊拉斯谟的《论词语的丰厚》就是一部这样的学问广博之书。书的题目De Copia的意义是“丰饶”、“丰厚”。丰厚的学问是在阅读中取得的,阅读当然需求思索,但那是一种积聚而不是批判意义上的思索。


文艺复兴时期,思索就是有目的地将可能有用的学问有条理地加以归类和搜集,记在脑子里。阅读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精密、耐久、有条理的思索教育。《论词语的丰厚》的最后一部分讲的是如何运用笔记本搜集有用的学问资料,这成为文艺复兴时人文教育最广为采用的措施,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把阅读看成是对整个学问范畴的探求,因而,每个有志于从事写作的人终身至少得把古典通读一遍,必须有了这样的学问准备才干开端写作。


把希腊和罗马文学拆散成为“笔记”,为的是使它化为许多便于记忆或在运用中能够重复的现成资料。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工程(令人想起钱钟书的《管锥篇》和他做学问的措施),而特别令我们赞扬的是他们的记忆功夫。记忆力好的人在学问上处于优势位置,就好像冷武器时期气力大的人在战役力上处于优势位置一样。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期,随着学问观的庞大变更,大部分以前被看作很特殊、很稀罕的学问曾经变成了很普通也很容易得到的普通讯息。21世纪,方便的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亿万人信任的“人类学问总和”。


但是,今天的信息方便能否就意味着学生更有学问呢?


我曾经对人文教育班上的学生们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中止讨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学生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味,但意见相当分歧。


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现,18至29岁的美国人,有72%以为网上能够取得客观公正的学问。我班上的状况也是,大多数学生以为,来自网上的信息,假如加以必要的真实性评价(这是他们论证写作课上的学习内容之一),能够成为牢靠的学问。


还有的学生则表示,这种“我们全都有了”的学问(this now-we-have-it knowledge)并不一定是他们需求的学问。网上的学问既是好事,又不是好事;既是方便,也是担负。好事或坏事都是由于“信息太多”。好是由于“尽量够用”,不好是由于“不知该用什么好,太费时间,令人搅扰。不知从何开端?该找什么?作何用处?


于是,讨论便从能否从网上取得学问转向什么是学问的问题。有意义的是,马上就有学生上网查找“学问”的定义,并对班上同窗讲演说,学问是对某个主题确信的认识,并对之作契合特定目的的运用。


具有学问就是能用阅历和联想来知道和了解某些事情,包含科学、艺术或技巧。人能够经过研讨、调查、察看或阅历而取得的学问,但主要还是要靠“学习”他人的学问。既然要学习,学问传授就很重要,上网便也是一种寻求学问传授的途径。


在这个讨论中碰到一个问题:网上的信息的确很多,但是,信息能否就等于学问呢?爱因斯坦说,“信息不是学问”,但他并不崇拜学问,他说,“关于 ‘是什么’的学问无法翻开‘应该是什么’的大门”。


依照爱因斯坦的规范,今天学校里传授的大多是“不是学问的学问”(仅仅是“信息”),与以思索、明智、判别为特性的“智识”相去甚远。例如,《独立宣言》里“美洲”和“自由”呈现过多少次?你能完好地背诵几首诗、记住多少重要的年代、知道多少名著里的人物、知道多少问题的规范答案、会演算怎样的数学题、记住了多少英语单词或语法规则等等,这样的学问只不外是信息,算不上是有智识意义的学问。


英国哲学家尼古拉斯麦克斯韦(Nicholas Maxwell)写过好几本讨论大学学问的书,他提出,大学需求以提升“聪慧”来替代单纯的“学问”积聚。聪慧又能够叫做“智识”,是一种特别需求由价值和意义来导向的求知过程,其目的是认识处于物质宇宙中的“人类世界”,辅佐学生探求并认识人类世界的丰厚性、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


智识的导向能够辅佐我们分辨技艺性的学问与表示人类价值的真正学问(智识)。例如,电脑传媒技术学问必须在道义价值的指引下才干成为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智识。是有智识和聪慧的人发明发明了让人类能普遍受惠的互联网,而仅仅有技术学问的人却可能是在破坏它,他们从事的是在互联网上挖坑筑墙,或者狡诈、贩毒、卖淫的立功活动。


爱因斯坦说,“人类真正的智识表示为想象,而非学问”,他指的是造福人类而不坑害人类的想象。这样的想象离不开仁慈的意愿、积极的意义和好的价值观。


在人类的文化进程中,聪慧不时被视为一种“美德”,而非只是“才干”。聪慧是人的一种“入世”而不是“避世”或“出世”的方式,这就是说,聪慧是人类在生存世界里有价值导向,有问题认识的学问。


聪慧对人类的孕育和滋养使得它有了一种与母亲角色相联络的女性形象(persona)。希腊传统中“爱聪慧”(哲学)来自一个女性的名字Sophia(索菲娅)。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是丰饶的守护神,也是聪慧女神。在罗马人哪里,密涅瓦(Minerva)或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a)是聪慧的化身,是从大神丘比特的脑袋里生出来的。她把造福人类的纺织、缝纫、制陶、园艺等技艺带到人世,她的意味是在黑夜里能抑止黑暗看到前方的猫头鹰。


聪慧是一种良善、光明的才干,违犯良善和光明的才干再强,人们也不把它称为聪慧。无数的历史事例通知我们,才干很强的人可能由于错误的价值观而变得十分邪恶。


互联网时期的学生们最需求学习的是有积极价值导向和批判问题认识的思索才干,而不只仅是获取一种被叫做“客观学问”,其实不外是唾手可及的现成信息。以培育这种才干为目标的人文教育因而变得比任何时分都更为重要。


专业教育能够通知学生“是什么”和“怎样做”,而人文教育则通知他们“应该怎样”和“为什么”?唯有如此,学习才干从“求学问”提升到更有意义和更高一层的“求智识”。


中国与美国大学教育最大的距离


2


智识教育是“授人以渔”


人文教育以进步学生的智识为主要目的,智识又称“智性”(Nous),是从希腊语的νο来的,经常被作为智能(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是同义词。它被以为是人类心智所具备的一种能分辨对与错的直觉才干,所以特别与价值判别有关。


在柏拉图那里,智识(nous)常指“见识”(good sense)或“明智”(awareness)是人的“心智”(mind)的特殊才干,也是聪慧的一种表示。在《克拉底鲁篇》(Cratylus)篇里,柏拉图说,聪慧女神的名字(Atheonóa)指的是“神”(theos)的心灵(nous)。(407b) 在《斐多篇》(Phaedo)里,苏格拉底在临死前说,他从雅典的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那里了解到宇宙的智识布置万物次序,是他思想的一大转机。


亚里士多德把智识看成是只需人类才具有的一种与“明智”(reason)相联络的才干。他在《伦理学》第四部分里把智识视为一种掌握基本准绳和事物实质定义的才干,智识是人随着阅历的增长而增强的才干,这与年龄、阅历能增长聪慧是分歧的。


人文教育课堂上的智识固然与这类古老的智识观不无关联,但强调的却是另外一些与普通学习或学问学习有关的人的普遍才干,其中最为基础的便是独立思索和判别的才干。


在学问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互联网时期,独立思索和判别才干的重要性变得愈加突出了。


在线的“维基百科”开创人之一、在线的“公民汇编”(又称“公民纪要”,Citizendium)百科全书的开创人拉里桑格(Larry Sanger)在《互联网如何改动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How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What We (Think We) Know”)一文中说,“好的搜索引擎就像是(占卜)的神谕(oracle),不论你讯问什么,都会有回答。有的回答正是你所寻觅的。但是,有的回答,对不起,只不外是神谕——它很难了解,而且可能是错的。……学问与信息是不同的。你很容易从网上获取信息,但学问就完整是另外一回事了”。


同样,学生们很容易在课堂里取得专业学问,但是,要促进能独立思索和判别的智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互联网上容易取得的巨量信息构成了拉里桑格所忧虑的“学问贬值”现象。他说,“全世界互联网效劳积聚的信息越多,信息越是容易取得,比较而言的学问就越不稀奇,越无吸收力。我担忧互联网曾经大大削弱了人们对学问共同性和学问为何值得追求的感受”。


许多以前被视尴尬能可贵的学问在互联网上唾手可得,就专业学问的积聚而言,年轻学人超越以前那些皓首穷经的积学之士曾经不再是什么难事。但是,他们的智识却一定有同等水平的增长。


学问不等于智识,这并非在互联网时期才如此,但却在互联网时期变得愈加突出。一个“学者”能够有博士的学衔,出版过几十本著作,具有许多学术荣誉的头衔,却在那里论证大饥馑时期饿死人其实是“营养性死亡”,或者用主张子虚乌有的“人民社会”来承认现有“公民社会”的民主见义。


分辨学问的真伪需求的不只是学问,而且更是智识,智识是更不容易取得的学问。


桑格指出,信息的“超级丰厚(superabundance)其实让取得学问变得更艰难了”,当然,他所指的经过思索和判别而牢靠的真正学问。真正的学问是一种“信心”,它必须是经过检验的。在学问的纸媒传播时期,读者能够在相当水平上依赖于有阅历,有眼光的编辑们的辅佐和他们对学问的检验。


今天,这样的检验任务常常落在了读者自己身上,关键在于要能辨认出真实,并将它与虚假区别开来。我们运用明智或证据来作出决议。


桑格说,“为学问信心提供检验是十分不易的。这请求我们有好的信息来源、批判性思索,有时还需求知晓统计和数学,并且在了解文本时要十分关注细节。这些都是破费时间和肉体的事情,他人能够给你一些辅佐,但这些是你自己必须去做的事情”。


人文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受现成的学问,而是让他们学习如何检验学问,并对牢靠的学问树立起信心,这是人文教育对学生求知素质和才干的请求。它与普通学问教育的区别在于,它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


在我任教的大学里,授人以渔的人文教育教学大纲有着比桑格的倡议更为细致、系统、全面的规则。人文教育包含两个相互联络但有所分辨的部分。


课堂讨论(集体学问活动)


写作(个人独立的学问行为)


这二者都以阅读为基础,包含对文本提问、剖析、了解和释意、评价和批判等等。人文教育高度注重经典阅读与写作这两门课的紧密分离,这两门课都不属于“专题学问课程”(subject courses),都是以授人以渔为目的的。


这表示为细致的教学目的请求。例如,这两种课共同的学生写作请求分为“ 批判思索学习请求”(Critical Thinking Learning Goals)和“交流才干学习请求” (Communication Learning Goals)。学校的教学纲要对此有细致阐明。


批判思索请求指的是,“了解和获取学问所必要的批判思索,包含剖析、综合、评价。为此,学生要学会如何辨认、构成和追问自己和他人想法中有意义的问题,如何在展开说理的过程中分离逻辑、细致的察看、深思和阅历。两门写作课的次第辅佐学生们在面对多种不同观念时逐步进步牢靠的判别力,并为他们提供一个论坛,让他们能够对说理论证的不同部分有批判性的思索”。


细致请求有三条:一、对论点和主张寻觅、辨认正反双方的证据;二、对论题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发现、评价论证中没有道明的假定,并对此有所应对。交流才干请求指的是“增强学生的写作交流才干。只需当一个人能够与他人有效交流他的学问时,他的头脑才是真正自由的。学生们要展开交流技艺,认识到言语构成思想和阅历的力气,学会逻辑、明晰、首创地写作和说话”。


细致请求有四条:


能辨认和写作通畅易懂的文章,其特征是分明细致的组织、衔接的段落和正确的句子;


有效书面交流要思索谁是读者和交流情境;


言之有据的说理,论述分明有力,论题集中有序;


在写作过程中进步智识和增强对复杂想法的剖析了解才干。


最后一条也就是说,写作自身就是一个思索和厘清问题的过程,有效的写作有赖于分明有效的思索。正如乔治奥威尔说的,“假若思想能败坏言语,那么言语也能败坏思想”。


学习写作,从基本上说是学习以理性文化的,有教养的方式与他人交流,也就是民主生活方式和公民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公共说理。人文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次序培育有效的成员。


3


接近聪慧、远离愚笨


人文教育“大学讨论班”的主要内容是经典阅读,从古希腊、罗马、早期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17世纪理性主义、18世纪启蒙思想,到19、20世纪的现代经典,一路下来,学生们从阅读资料中吸取历史上前人具有普遍意义的聪慧,而不是某种特地学问(固然它也能够构成这样的学问)。


整个学习过程倚重的是常识和普通学问,这使得学生们能够自然地去接近一种既不玄奥也不炫耀的普通聪慧。普通聪慧的中肯、贴近、亲切和可贵为他们带来思索愉悦和心得收获,这是人文教育课对学生有吸收力和思想启迪的中央。


聪慧的对立面是愚笨,学问的对立面是无知。学习学问能够改动无知,但却不一定能改动愚笨,许多有学问的人士因没有聪慧而愚笨。人文教育的智识学习目的之一便是辨认学问与聪慧,并经过这种辨认,尽量对愚笨坚持警惕,特别是在碰到学问或权威人士的愚笨时,不容易上当上当。聪慧常常来自阅历和阅历,有聪慧的常常是年长者。


人文教育所阅读的思想家能够说就是人类家庭中的年长者。年青的学子经过阅读他们的传世之作来接近聪慧,并远离愚笨。远离愚笨对年轻人特别不易,由于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青年时期都是人生中愚笨的高发期。


2013年10月凤凰台“冷暖人世”节目播出了一个题为《难忘朝鲜》的视频,开头是两位朝鲜战场上的敌人60年后在去平壤的火车上相见的镜头。一位是84岁的前中国人民意愿军,名叫申才清,当年是12军军部顾问。另一位是前分离国军的战士,79岁的澳大利亚人彼得。当年是皇家步兵团一名才17岁的机枪手。


两位老人手拉手地唏嘘慨叹,彼得说了一句,“那时分我们都年轻,都愚笨”。彼得说的“我们”是交兵的双方,愚笨的其实不是那些不由自主,被挟裹到战争中的年轻战士和那些那些流血送命、以至死后尸骨无存的冤魂,而是那场战争自身。看到战争的愚笨,而不是为之感到自豪或光彩,这便是上了年岁的彼得的聪慧。


自古以来人们就不时注重聪慧与年长的共生关系,人要活到一定的岁数才有能有足够的阅历阅历,于是才认识到自己以前的愚笨。聪慧不只是来自个人的阅历阅历,而且更是来自集体的阅历积聚和总结。人文教育的经典阅读能够让学生们接触到许多在人类历史上积聚的东西。


人类在不同群体生活中构成的源远流长的传统、记忆、阅历、经验,积聚成为一种共同的被称为是“聪慧”的普适性学问。这是一切人类都能够共同分享的普通学问(sensuscommnis)。不只如此,聪慧还是一种表示人类共同认可的善和美德的学问,因而,洛克说,奸诈狡猾不能算是聪慧,你死我活的残杀也不算是聪慧。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讲过这样一个关于聪慧的故事。科学家察看生活在地球极北地域的一些曾经进入停经期的红尾鹿。老年的红尾鹿中很少有雄鹿,它们差未几都曾经在争夺领地的相互恶斗中死去了,母鹿成为鹿群中最年长的领头鹿。


在干旱的时分,只需那些老年的母鹿记得以前碰到这种状况时该到哪里去找水。春天来得比往年迟的时分,它们知道到哪里去找雪消融得较早的向阳坡。有风暴的时分,它们知道到哪里去找能够有包庇的中央。固然这些母鹿曾经不能为种群繁衍后代,但它们仍能为种群贡献群体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记忆和阅历。


人类的女性也常常起到这种作用,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一些文化中的聪慧化身或意味也都是女的。在希伯来的Proverbs和Wisdom书里,叫做Hokmah(聪慧、阅历、精明)的聪慧女士(Lady Wisdom)是和耶和华一同发明世界的女性。聪慧的话也常常出自她之口。


“你们愚蠢人喜欢愚蠢,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学问,要到几时呢?”她向世人发出呼喊(箴言1:22)。她在闹市,“在繁华街头喊叫,在城门口”,由于智能是无需也不能躲藏的, 妖娆众人都能听到, 都能够接触。可是,她所发出的却是无法的呼喊, 任凭她发多大的声, 多次的发声, 却没有人理睬,“无人理睬我召唤,你们不肯服从;我伸手,无人理睬;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不肯受我的指责”。


结果“你们”遭灾难, 惊惶和急难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允许,诚恳地寻觅我,却寻不见”。(1:24-28)人忽视聪慧的召唤, 由于他们是愚顽之人。人文教育辅佐青年学生们接近聪慧,解脱愚笨的限制,不只有个人智识长大的意义,而且还能起到重要的社会教化和优化作用。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树立在大多数年轻人(如“文革”中的红卫兵)愚笨的基础上的。


人类的生存与生命持续需求聪慧,接近聪慧是为了避免因人类的愚笨而遭受不幸和灾难,也是为了尽可能地将好生活的理念与阅历,以及古人对此的思索传承下去。聪慧是一种有智识的美德,也是一种使其他美德成为可能的美德。聪慧与一个人的性别、智商、学历并没有必定的关系。


聪慧是一种美德、学问和阅历的谐和,是一种与他人有关的,被他人认可的优秀素质。聪慧者有贤德的口碑、行为遵照一向的道德准绳、有自知之明、对他人诚恳率直,因而他人乐意向他咨询、听取他的见地和见解。总而言之,聪慧不只是不愚笨,而且更是一种能贡献于群体福祉的杰出才干和有榜样作用的德行品德。


聪慧分离了真实的学问与好的价值,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凯恩(Robert Kane)在《伦理与寻求聪慧》一书中指出,古典意义上的聪慧包含两类相互分离的问题,第一类问题是“什么样的事物具有客观的真实,为什么?” 第二类问题是“什么样的事物具有客观的价值,为什么?


关于求学问的人来说,第一类问题更重要一些,关于伦理研讨者(他们寻求的是意义和价值的)来说,后一类问题更重要,关于接近聪慧的人们来说,这两类问题同样重要,但后一类问题关于开发智识更必不可少。


学问在现代社会和现有大学教育中被分割成相互分别,乃至相互隔绝的“学科学问”,“真实的”和“有价值的”也被人为地切割分别了。有专业学问人被误以为就是有聪慧的人。在这之前,只需那种对人类具有综合认识才干的学问人士才被称为“聪慧者”。


凯恩写道,“在西方传统中的大多数古典和中世纪思想者那里,事实与价值、科学解释和目的汇合成为一种对聪慧的整体追求。关于自然世界和人类的事实学问会通知我们什么是好的,是有价值的。对事物实质的理论探求(theoria)会对该如何生活的理论问题(praxis)作出回答,对事物(包含人物)为何如此的解释会通知我们事物(包含人类)应该追求什么目的和目的”。


但是,人类进入现代以后,在真实和价值之间发作了断裂,对此,凯恩写道,“现代的时期特征是事实与价值(关于‘好’的理论与理论,以及科学的解释与目的)的脱离,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断裂’(Entzweiungen)……结果是古代哲学家那种对聪慧的统一追求也遭到了要挟。而罪魁祸首便是现代科学的展开—现代科学家们描画的是一个没有价值,没有终结缘由和目的的物质宇宙”。


人文教育课堂上的全部活动,至少是最主要的活动乃是把价值问题重新置于学问学习的中心位置,并以此使得学问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虽不一定就是聪慧,但却随时都在接近聪慧和解脱愚笨的智识。


中国与美国大学教育最大的距离


4


人文教育的说理对话


人文教育是人的理性教育,人的理性的重要表示之一就是人与他人交谈、对话、说理的意愿与才干。人文教育课上的讨论是盘绕经典阅读文本为话题的对话,恪守的是公共说理的规则。我们学校将此细致规则为七条:


一、就文本提出中肯、相关的问题


二、在讨论中自信、明晰地表述自己的见地


三、在对文本的重要思想作出释义和阐发时,要中止逻辑说理并提供文本支持


四、倾听并尊重其他讨论参与者的观念


五、在协作性探求的过程中取得新的、更丰厚的了解


六、中止持续、衔接的思想讨论


七、将不同文原形互联络,并联络人类阅历


课堂活动的总体目的是:


一、促进学生精读文本,中止有了解和思索力的讨论


二、培育对学问的猎奇,健康的狐疑和开放的思想


三、了解人类学问多样性和不同运用,以及学问的整体性


四、注重探求的过程和意义的发现


五、关注自己的人性和人类境况的不同与统一


人文教育经典阅读请求两种可称为“对话”的思想交流。第一种是读者与经典文本作者之间的对话,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论及人文教育的《什么是人文教育》一文中说,阅读经典就是把经典作家当做特殊的教员,这样的教员常常是学生“一辈子都没有机遇遇到的,而是只能在巨大的著作中遇上”。因而,“人文教育就是认真阅读巨大心灵留下的巨大著作”。


向经典著作教员学习,不是教员独语,更不是教员向学生灌输现成的想法。学生们是带着自己的问题认识在倾听教员的,他们一面向教员讨教,一面不时构成和提出自己的想法。


例如,我班上学生们在阅读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时,并不会接受他关于绝对“主权”和“主权者”的学说—一个凌驾于一切人、一切权益学问的“主权”和一个不受限制、独行专断的“主权者”。


但是,学生们对霍布斯讨论的四种恢复天赋自由的状况很感兴味,特别是他说的“假如一个君主为他自己和他的继承人放弃主权时,臣民就恢复了绝对的天赋自由”。学生们会由此讨论到“血缘继承”的问题,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一个君主拒绝为他自己和他的继承人放弃主权,那么,臣民就不能恢复绝对的天赋自由吗?” 他们联络到朝鲜的“白头山血缘”和其他国度里的“某二代”的统治合法性问题。


这种讨论便是学生们在与霍布斯对话,这种对话是协作而非对立的,由于学生们是在与霍布斯一同讨论问题,而不是证明霍布斯在某个观念或问题上是“正确”还是“错误”。


人文教育课堂上的另一种对话是在同窗们之间中止的。今天我们了解的“对话”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对话是人在社会中与他人共同存在和联络他人的有效方式。


俄国文学批判家米哈伊尔巴赫丁(Mikhail Bakhtin)和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以及基督教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把对话看成是人抑止孤独存在和原子化状态的必要条件。人单独无援地生活在社会人群中,不能与他人中止关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交流,这是一种极端可悲的异化。


布伯在影响普遍的《我与你》(I and Thou,1923)一书中提出,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某种结论性的东西,或表白一个人自己的观念或见地,而是在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神之间真正树立起有意义关系的先决条件。


由于上述两种对话,经典阅读的思索与交流包含两个方面:


它发作在一个往常活着的、正在思索的个人与一位过去曾经生活和思索过的个人之间。


固然与前人的对话能够树立在千百年历史进程的人类整体性上,但只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


人需求与理想生活中的国民同伴中止关于意义、价值问题的交流。经典阅读不只是读古书,而且更是把阅读与人们共同关怀的当下问题思索联络起来。


人文教育的课堂对话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共同思索的场所和对话平台。这种对话(dialogue)的“dia”是“经过”(through)和“越过”(across)的意义,也就是抑止障碍的交流。


戴维.波恩(David Bohm)是饮誉当代的美国量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思想家,他总结了一种能够普遍运用的“结构化”对话方式:它让一定人数的参与者在同一个小组里就同一议题表白各自的想法、就尚未明白阐明的假定和依据作出解释,并联络可能的社会作用或效应。


这种被称为“波恩式对话”或“波恩肉体对话”的交谈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讨论者们商定,不需求在小组内构成决议或统一见地


第二,每个参与讨论的人都同意在交谈时放置自己的判别性见地,不去驳斥或驳斥他人


第三,在放置自己判别性见地的同时,每个人都要尽量诚实、明白、明晰、无保存地表白自己的意见


第四,每个参与交谈的个人都贡献于共同对话,也就是说,大家一同讨论的结果比原先的个人见地更为丰厚。这样的讨论普通在10-30人的小组里中止,他们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定期聚会,每次聚会几小时。


这种对话小组的方式和规则都与我任教学校的人文教育讨论班十分相似。每个讨论班规则是18到20名学生,这既保障每个人有参与的机遇,又有足够多的人贡献不同的观念。对话者们都恪守一些基本的共同商定和规则,即席就各自的体会和认识来发言,不运用以迫使对方认输为目的的争辩驳斥手法。


讨论班每周分两次或三次上课,共三小时。这种讨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结构化对话”(structured dialogue),它与非结构化交谈的随意闲谈不同,由于它有课堂讨论的明白内容、方式、程序和目的。


结构化讨论特别有助于在较复杂的人文问题上构成对话和交流。经典阅读课堂里学生们依据文本,盘绕事实、释义和评价这三种问题中止讨论,就是一种结构化的样式。它请求论题集中,不跑题,不同论题之间的转换有自然过渡也有相互联络,大致规则提问的方式和发言时间、支持见地的取证范围等等。


这样的讨论需求事前有所准备(有阅读笔记和准备的问题),讨论为即席发言,但不能跑野马信口胡侃。每个人只需不打断他人发言,都可随时插话,发表自己的见地,也可向他人提问或请求进一步的解释或证据。讨论中能够有不同见地的交接,但应避免正反方的互诘或相互驳斥,更应避免心情性的敌意和对立。


这使得讨论能够借助共同恪守的交谈礼仪(尊重、轻松、随和、诙谐、避免咄咄逼人、争强好胜、一个人口若悬河),辅佐不善对话的学生抑止常见心理障碍,如害臊、惧怕、焦虑、不信任、怕被人暗笑。


结构化讨论是人类文化进步的成就,也是有助于理性公共生活的文化活动。在许多不同目的的人际交往中,结构化对话都是常见的对话方式,例如,它运用于互动性的运营方式中,请求有一定数量的不同持股人发表意见,为了在对话里抵达不同意见的某种均衡,保障自下而上的民主性。它也运用于维持战争的政治讨论,如塞浦路斯的“公民社会对话”(Civil Society Dialogue)和中东的“跨国界行动”(Act Beyond Borders)。


学生们在人文课堂上学习对话和交谈,能够成为一种他们日后进入社会与他人中止多种有效沟通的重要交际才干锻炼,这种锻炼不只关乎说话技艺,而且关乎人的文化和价值规范。


假如我们了解人文教育的学问目的和特性、公共价值取向、课堂运作和交谈方式、知道它关于通识教育和公民教育的作用,那么,主要以西方“巨大著作”为内容的美国人文经典阅读也能为中国大学提供自创(中国大学能够有自己不同的“巨大著作”)。


人文教育是为每一个学生提供的普通课程,由于是必修课,不能等候一切的学生对它抱有同样的热忱。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阅读习气和兴味,对经典阅读会有不同的态度,有的兴致盎然,有的敷衍塞责。不同的阅读自然就有不同的讨论,有的思想生动、口若悬河,有的头脑空空、缄默寡言,而大多数学生则是介于二者之间。


杜威在《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 1912-1913)一文中说:人文教育是“共同体每个成员都应该接受的教育:这是一种能够释放每个人才干的教育,使他能够幸福,也对社会有用”。这是一个巨大的教育理想,在课堂里不可能同样水平地实往常每个细致学生的身上。


这就像民主社会的理想一样,固然要让每个公民有知情的权益,但实践上每个公民运用权益的细致状况并不相同。


迈克尔舒德森在《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中写道:“以不伤害民主为前提,人们能够选择不去了解状况,忽视一些状况,但忽视多少必须有一个限度,一旦越过,民主便不复存在”。


在人文教育课上也是一样,每个学生能够在阅读文本时自己决议哪个读得细一些,哪个读得粗一些,但是,必须有一个限度,一旦越过,经典阅读便不复存在。


教员必须掌握好这个限度,措施就是认真、公正地评判学生的学业成果,不迭格的学生当然会被请求重修课程。


对再优秀的学生,也不等候他们成为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


对再懒散的学生,也不能让他们白混学分。


有了这样的基本概念,务实而认真的人文课也就能成为每个学生通识教育的中心课程。


来源:澎湃新闻【留美学子】引荐,无任何商业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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