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而言，礼之外面像是等级的，其实却是对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对等的，其实则是等级的。礼是导人走向自由的，而规律是约束限制人的行为的。礼是一种社会性的，而规律是一种政治性的。礼是由社会上推之于政府的，而规律是由政府而下行之于社会的。无论如何，礼必定招认有对方，而且其对对方又多少必有一些敬意的。规律只论法，不论人。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那曾来思索到被罚者。因而礼是私人相互间事，而规律是用来统治大众的。礼治肉体须寄放在社会各个人身上，保存着各个人之对等与自由，而趋向于一种松弛散漫的局面。法治肉体则要寄放在国度政府，以权益为中心，而削弱限制各个人之自由，而趋向于一种强力的制裁的。中国人传统倡导礼治，因而社会松弛散漫。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 深一层言之，法的重要性，在维护人之权益。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益是物质上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人类相处，不能扞卫其各自物质上之权益，固是可忧，但是不能导达其相互间之情感到一恰恰的位置，尤属可悲。 ——《湖上闲思录》
中国人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一以贯之，乃此义。主要在相和相亲，其内心之德，即孔子之所谓“仁”。仁心外见则为礼。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与人相交之礼，乃一本之于仁。中国文化自古即主以仁道平天下，亦即所谓天下治。近代梁任公则称之曰“礼治”。西方则尚法治。就文字学言，治之转义，乃指水流之平。礼有宾主，亦相互对等。西方人言法，则判法者与受法者决不相对等。此亦中西文化之相异。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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