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什么是中国文学批判，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

近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讨所所长张伯伟教员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在线上中止了一场主题为“释批判”的讲座，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学批判，以及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张教员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回向文学研讨》一书，分四辑，经过回想百年学术史，梳理源流，呼吁继承古代批判传统的资源。本文依据讲座整理而成。

张伯伟，南京大学语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讨所所长

我平常很少在晚间参与公开性的学术活动，今天由于是在线上讲座，所以，我依然坐在自家的书桌前，面对屏幕上虚拟的头像，就好像《兰亭集序》中说的“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传达这种觉得，要是用一句王安石的诗来说，就是“昏昏灯火话平生”。熟习我的人会发现，我今晚服装也特别轻松，不像素日讲座时的西装领带，就是希望能够营造一种氛围，似乎围炉夜话、秉烛夜谈普通的接近，固然我们的话题自身并不轻松。

今晚的话题是“释批判”，也就是解释一下什么是中国文学批判，以及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这是由于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讨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理论上，都存在诸多误解，也招致了不少盲目的理论。说“盲目”或许太刺激，那就换一种表述，用引经据典的方式作个类比：1973年，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关于当时欧美世界的历史研讨发出了这样的慨叹：“这些以历史为职业的史学家们整日里忙于写作历史，也没有时间去认真调查一下其行为的理论基础。”我是上个世纪的七七级本科生，当年学习文学理论，用的教材是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固然其中也摘引了一些中国古典文论的片断，但只是作为那个理论体系的辅助性的印证，那个体系自身来自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细致地说，主要是季莫菲耶夫的《文学概论》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稍晚一点，我又读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固然讨论的对象是“中国文学理论”，但却是将中国的“资料”填进了美国的“框架”，细致地说，就是M.H.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在西方学术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是如何中止文学批判的。假如以孟子提出“说诗”措施为起点，中国文学批判的历史已有约2300年，留下的批判文献也可谓汗牛充栋。于是接下来就要追问，这些批判文献的价值如何。这一追问不打紧，居然发现百年前的中国学人，在面对西方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批判著作反观自身的时分，对中国传统文学批判的价值作了新奇的低估。这种标签式的了解所招致的负面影响，不时持续到今天，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批判理论。所以，当年还是大学生的我，居然会冒出一种“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觉得，开端思索并探求中国古代文学批判措施能否成为今日文学研讨的理论基础。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才完成了一部依旧多有缺陷的著作——《中国古代文学批判措施研讨》，由中华书局在2002年出版。这部书的修订版将在下个月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华·有道》丛书中的一种推出，固然这是一件能够让作者或多或少满足其虚荣心的事，但是假定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能够这样以为：固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本书所针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处置，而本书构拟的处置计划也尚未过时呢？去年在商务印书馆印出的《回向文学研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判措施研讨》的续篇，重心在研讨理论并开辟新的研讨范畴，它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篇，假如不说是更重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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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文学研讨》，商务印书馆，2022年12月版

我在《回向文学研讨·前言》的第一段文字中说，今天从事文学研讨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它应该是一个十字路口：从纵向看，是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汇中的现代学术；从横向看，是当今世界的主潮——全球化。所以这本书就是在这个立足点上所见所思的结果。而今晚我们在这里正在中止的讲座内容——释批判，也同样是站在这个立足点上的所见所思。

要解释中国文学批判，先来看看百年前的学人们是怎样说的：

1924年，杨鸿烈在其《中国诗学大纲》中指出：“中国千多年前就有诗学原理，不外成系统有价值的十分之少，只需一些很系统散漫可供我们做诗学原理研讨的资料。”所以他“绝对的要把欧美诗学书里一切的普通‘诗学原理’拿来做阐明或整理我们中国一切丰厚的论诗的资料的依据”。在这里，中国文学批判的位置仅仅是“资料”而已。

1927年，梁绳祎比较中西文学批判的优劣，发出了一通自惭形秽的谈论：“谈到文学的批判，便使我们不能启齿了。严厉讲，除去歹意的嘲骂和广告性的标榜以外，简直全没有这回事……许多年里，竟没有一个批判家能解释一篇作品的真意，我国过去的批判真算不幸了。”

1937年，吴益曾也是这样对比中西：“在西洋，文学批判很早便已有了……但在吾国，则似乎发作得很晚，即有也甚幼稚……大部分都是一套肤浅的推理，一种关于无关紧要的东西的夸奖，一套为传统的庄严的分辩，一种贫于洞察和剖析的近视病。”

针对当时的现状，30岁的先师程千帆先生编为《文学发凡》二卷。他在《自序》中明白指出，其所针对的是天下滔滔，无非“稗贩西说”之流，显现了以中国文论资料树立文学理论系统的用心，展示了一个年轻学者的勇气和志向，只是“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这种“自贬”的认识不只是在一些学者的论著之中，也影响到普通的大学生。如《浙大学生》1941年第1期“复刊词”中提出：“以文学批判言，应用西洋文学批判原理，读吾国古人诗文，可有许多新见地、新解释。”在相似这番不着边沿的谈论的背地，有着言说者观念上的苦衷，即中国文学批判自身是缺乏理论、措施，也缺乏价值的。这张标签被随手张贴了数十年，曾经成为学者学问库中的“常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一类的著作，基本框架来自于苏联的季莫菲耶夫、毕达科夫等人的学说，固然它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信奉的也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但落实到细致的学术理论，中国传统的批判文献同样只是作为可资印证的资料散见于各个部分。到七八十年代修订再版时，这个基本架构还是一仍其旧。而当代中国学者编辑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实践秉承的还是俄国-苏联-俄罗斯的立场和观念。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为例，作为全书基础的关于“文学”的定义，坦率地说，只是百年前构成的“现代中国”的“文学”概念，既不是“传统中国”的“文学”概念，也不是“现代世界”的“文学”概念。此书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直到2015年的第五版，坚持的依旧是这种“文学”概念的表述，并以此向一批又一批文学后生灌输，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往常做一个小结：回想百年来的上述“自贬”，假如我们将中国的批判传统与代表西欧和北美的欧美、代表欧亚大陆的俄苏的批判传统加以比较，不是截取一段，而是采用系统的比较，就能够发现，百年前对中国文学批判的“自贬”，在意义上是消极的，在心情上是不健康的，在学术上是极为荒唐的。

接下去我们就做一个“系统”的比较，当然，采取的只能是简约的方式。

“批判”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义是“裁判”。起初，批判家与文法学家能够一身兼二任。直到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文法学家、批判家、语文学家还是能够相互替代的概念，在稍后的人文主义者那儿，“批判”和“批判家”这两个词被特别限定在对古代文本中止编辑和校勘的意义上，有人以至将批判家的“独一目的和任务”描画成“努力完善希腊、拉丁作家的作品”。还有人将“批判”的任务分为两方面：一是审定，确认作者及作品的真伪；二是校勘，对文本修订纠错。

只需到了十七世纪，这一术语的含义才扩展起来，既包含整个文学理论体系，也包含今天称为实践批判的活动及日常书评。固然意大利著作中能够找到这样的用例，但具有决议意义的展开出往常法国，“批判”至少部分地从文法和修辞的隶属位置中解放出来。以前一个专指对古典作家中止文字考证的术语，逐步与对作家作品的解释、判别这一总体问题，以至与学问和认知的理论同等起来。在英国，培根的《学术的演进》将学问传统分为两类，一类是“批判的”，另一类是“学究式的”。而“批判的”学问传统包含了五个方面：（1）有关作家作品的正确校勘与编辑；（2）关于作家的解释和阐明；（3）有关作家作品的系年；（4）关于作家的某些简短批判与判别；（5）有关文章的句法与规划。

在德国，文学批判被称为“一门低于新闻学的学问”，其含义是“每天报纸上对文学新作的时兴评论和对文学与音乐表演的评判”。在十九世纪德国学问界，美学与文学研讨的分别是其主要特征。前者是哲学的分支，诗学从属其下；后者主要指文学史。批判家只不外是中间人，是稍纵即逝的新颖事物的报道者。随着十九世纪后期批判的、实证的和科学的观念汇合，德国呈现了“文艺科学”的新术语，从而取代了西方其它国度运用的“批判”一语。固然在法国、英国也有请求文学研讨具有科学性的传统，但在英文和法文中，“科学”（science）变得与自然科学同等起来，而德语中的“科学”却保存了原有的较为普遍的意义，所以，这个术语只在德国扎下了根。

在英语国度，二十世纪出版的瑞恰慈《文学批判原理》（1924）、兰色姆《新批判》（1941）以及诺斯罗普·弗莱《批判的剖析》（1957），稳定了“批判”一词的位置。在法国，“大学批判”的影响日积月累，昌盛起来的是一种中性的只讲事实的“文学史”，批判只在大学之外大行其道。其文学史研讨强调实证主义，以至敌视批判。

以上的说法都不是我的创见，我只是极为精简地概括了韦勒克《文学批判：名词与概念》一文的大意，大家假如有兴味，能够去看他的全文，收在他的《批判的概念》一书中。以下是我的讨论。

我们能够看到，“批判”的概念在西方世界，直到十七世纪以前，主要属于文献学的学问，是以对古典文本的校勘、辨伪、编辑为目的，更接近“语文学”（philology）。培根描画的五点要素，最后两点触及评论判别和作文规律，这曾经是十七世纪的事了。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那些对当代新呈现作品的“批判”被视为低等的，而高等的批判是“大学批判”，是强调考据、崇尚学问，把留意力放在作家的时期以及作品的校订上，并以为只需这样才是“科学的”措施。这种“学院派”的批判，具有“反理论”的成见，抱持一种“不思索价值（value-free）的研讨观”（米勒《理论在美国文学研讨和展开中的作用》），这与“批判”一词在西方根深蒂固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这才招致了二十世纪初英美“新批判”的兴起，韦勒克自己就沐浴在“新批判”的习尚中。

我们还能够参考一位百年前法国文学批判家阿尔贝·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在1922年作的六篇演讲，后来合为一书，中译本题为《六说文学批判》（这是2002年三联版的书名，2015年商务印书馆新版，将题目改为其原来称号《批判生理学》）。他以为：“我们所了解和中止的批判是19世纪的产物。”他又说：“18世纪完整能够作为一个批判的世纪……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巨大的时期，应该等到19世纪。”他因而将欧洲的批判分为三类：1、自发的批判，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表示为极端昌盛的报刊批判，其批判对象是刚出版的新书和重新出版的旧著。2、职业的批判，也就是学院中教授的批判，其工作主要是阅读、研讨和整理。招致的问题是，阅读成了重复权威批判家的话，其论著成为老生常谈的汇合；研讨常常缺乏鉴赏力，成为学究或者如龚古尔兄弟所说的“为死人高唱赞歌的人”；第三项是整理，这是一种阅读为了了解和了解为了整理的批判，其成果便是使文学作品条理化。3、巨匠的批判，也就是艺术家的批判。他最后总结道：“自发的批判流于沙龙说话，职业的批判很快成为文学史的组成部分，艺术家的批判疾速变为普通美学。”假如就其实质来和中国文学批判相比较，那么，“自发的批判”相似于“以资闲谈”的诗话，“职业的批判”犹如教人如何作诗的诗格、诗法，而“巨匠的批判”则是在中国古代最为普遍存在着的诗人的批判，特别是巨大诗人的批判。为这种批判鼓吹呼吁的，最早且最有代表的人物是曹植，其后如杜甫、韩愈、苏轼、元好问、钱谦益、王士禛、袁枚等等，不胜枚举。但百年前的中国学人，动辄以为西方文学批判著作是“系统地科学地研讨文学”，假如我们真正对欧洲文学批判的展开历史作系统调查，就会发现这一判别完整是属于“盲人摸象”式的。所谓“系统地科学地研讨文学”，在欧洲只是到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初期才呈现的状况。真正做出推翻性、反动性工作的，是英美“新批判”和俄国“方式主义”的批判。

《批判生理学》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俄国的状况，我先以十九世纪别林斯基的著作为依据。别林斯基是一个巨大的批判家，用以赛亚·伯林的评价来说：“别林斯基是俄国批判史上最巨大的名字。”我们就以他为例。别林斯基的批判观以及对俄国文学批判的历史回想，都集中体往常1842年盘绕尼基简科《关于批判的讲话》而写的三篇论文。他说：“批判渊源于一个希腊字，意义是‘作出判别’；因而，在广义上来说，批判就是‘判别’。”这里的“判别”不是面对文学的技巧，而是面对生活。所以，他破天荒地将文学和批判视为一体，没有先后，没有上下。创作和批判具有同样的指向，那就是关乎人类、社会、文化中最高峻、最幽静之处，要能察看肉体的真实运动，要从生活内部经过对话和交流权衡作品能否具备救赎的功用。别林斯基是第一个把“批判”进步到如此层次的人。在欧美，这样的观念要等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弗莱《批判的剖析》呈现之后，把批判定义为“是整个与文学相关的学问和艺术兴味”，并严厉驳斥了“把批判家视为（文学的）寄生虫或不胜利的艺术家的观念”，以至以为“关于肯定一首诗的价值，批判家是比诗的发明者更好的法官”，批判的独立位置才得到确认。就批判的实践展开而言，别林斯基也有精彩之见：“不触及美学的历史的批判，以及反之，不触及历史的美学的批判，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同时，“肯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水平，应该是批判的第一要务。当一部作品禁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曾经不值得加以历史的批判了。”从批判史角度看这些见解，可谓石破天惊。

但我们要分明天文解，别林斯基是俄国十九世纪文坛上的天才，天才是超越时期的，既非时期能够牢笼，所以也无法用来代表时期。假如我们要了解批判在当时的普遍情形，能够看别林斯基对他人“批判”的“批判”。在他看来，俄国批判史上排在“第一位俄国批判家”位置上的是苏玛罗科夫，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剧作家、诗人和批判家，所以，他成为别林斯基用了简直全文的篇幅加以“批判”的“批判家”，以为“不研讨他，就不可能了解他的时期”。那么，十八世纪俄国文学批判所抵达的是怎样的高度呢？别林斯基在援用了一大段苏玛罗科夫的“批判”原文之后“批判”道：

这简直是教员在学生练习簿上写的评语：不坏，尚佳，很不差，好，很好，极好，精彩绝伦，鹤立鸡群……可是，这在当时正是被人叫做批判的，的确，苏玛罗科夫一点也不比当时欧洲的许多著名批判家差些。

代表十八世纪俄国文学批判普遍水平的就是这样的批判文本，而且在别林斯基的笔下，欧洲的许多著名批判家也与之大致相似。这就是十八世纪的俄国乃至欧洲在文学批判上的整体水平。假如继续用一种挑剔的眼光来权衡的话，即便是别林斯基的文学批判，在后人的眼光中，也有相当可议者。俄国文学史家德·斯·米尔斯基在其1927年出版的《俄国文学史》上卷中，就嘲讽别林斯基的批判文风，是“可怖的涣散和紊乱”，“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一位与别林斯基具有同等影响的作家会写下如此糟糕的言语。”在俄国文学批判史上，愈加精致的文学批判，是要等到“俄国方式主义”的降生，这曾经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事了。

别林斯基（1811-1848年），俄国文学评论家

我们对二十世纪以前欧美和俄国的文学批判做了一个极为粗线条的扫描，往常能够来看中国的“批判”了。我置信，只需不怀有任何成见或先入之见，就一定能够看到中国文学批判的丰厚、早熟是那么的令人惊叹，要是做个形象的比方，东方的龙面对西方的鹰或北极的熊，至少能够毫无愧色，假如不说是鹤立鸡群的话。

对“批判”一事能够有许多不同的概念化表述，西方的用语都源自希腊语中的Krités，也就是“批判”，但在中国传统中最早运用的是“说诗”，这是由孟子提出的：“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说诗”就相当于“批判”，“批判家”就是“说诗者”。即便在后来呈现了“诗话”，但以“说诗”为名者也亘古未有，拿清代为例，好比《说诗乐趣》《说诗晬语》《说诗菅蒯》，就算到民国年间，也还有《蜗牛舍说诗新语》《谪星说诗》等。从语源上来看，它与西方“批判”一词的语义不同，性格也有很大差别。什么是“说”？借用中国最古老而权威的解释，许慎《说文解字》曰：“说，说释也。”段玉裁又做了进一步阐明：“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而“意”和“志”都是从心的，“以意逆志”若是换一个说法，也就是“以心印心”。“悦怿”是喜悦，从“说诗”的角度来看，这是以某种情感反响为代表。所以一开端，西方的“批判”表示出来的是好像法官断案普通的理性判别，而中国的“说诗”则是由感情随同的活动。在说诗的细致理论中，情感反响可能是欢然心悦，也可能是黯然神伤；有时怅然若失，有时欣然有得。在实践批判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而今中国思想史的“情本体”，其价值得到了重新挖掘，如李泽厚《伦理学纲要》；在西方思想家眼中，“情感”力气的重要也遭到了肯定并付诸理论，如被称作“情感的哲学家”的以赛亚·伯林；抒道理论也开端惹起学界留意，如乔纳森·卡勒的《抒情诗理论》。差未几二十年前我也写过一篇《中国文学批判的抒情性传统》，收在了《回向文学研讨》一书中，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阐释和探求空间。

“论文”是中国人对“批判”的另一个表述，最早的文献出处在曹丕的《典论论文》，收在萧统《文选》中。这是中国文学批判史上第一篇特地论文之作。尔后有所谓“总集”，见《隋书·经籍志》；有“文史”，见吴兢《西斋书目》；有“诗评”、“文评”，而终之以“诗文评”，见《四库全书总目》。这些都是有关“批判”在“目录”类文献中的称号。在中国传统中，目录学不只是仅仅记载书目的簿录之学，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从目录学的角度调查文学批判，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它很早就有了“独立”认识。

《隋书·经籍志》将评论文学之著归在“总集类”，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竟不很地道。所以唐代吴兢的《西斋书目》中就新创一类曰“文史”。所谓“文史”，用《中兴馆阁艺文志》的话说，就是“讥评文人之得失也”，也就是“批判”。最晚到公元八世纪，“批判”类书具有独立的价值，中国人在那时就曾经具备了这样的认识。但这究竟还是私家目录，反映了其个人的“孤明先发”。吕夷简等人修《宋三朝国史》，明白采用了吴兢的命名，用“文史”代表批判类著述。其后的《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公私书目，都将批判类从总集中析出，冠以“文史”之名。以《文献通考》为例，除了著录了《文心雕龙》《诗品》等著作，还包含诗格、句图、诗话、文话等批判书目，反映的应该是宋元时期的普遍认识。郑樵《通志·艺文略》，列有“诗评”类，到《四库全书》就正式更名为“诗文评类”。现代人普通说到中国的“批判”概念，常常就举“诗文评类”为代表，实践上其称号要丰厚得多。假如比较一下欧洲的状况，“批判”一词在十七世纪之前还基本上在文献校勘上打转，相似于刘向《别录》说的“雠校”，就不能不敬佩中国古人在批判认识上的超前以及批判理论上的多样。

《四库全书》既然正式列出了“诗文评”，所以也对传统的批判著作有了一个基天职类，初步构拟了传统文学批判的文献体系。《总目》云：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古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身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矣。

这是以成为专书者而言，共分为“五例”。其真实“五例”之外，我们至少还能够再增加“五例”，如选集、论诗诗、论文书、句图、评点。韦勒克在罗列西方文学批判的方式时，举到了诗、格言和论文三种，前两者数量较为有限，主要是论文。相较而言，中国文学批判的方式也要丰厚很多。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

话说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够对百年前的那些“自贬”之词彻底丢弃了，也就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树立了正确的认识，就能够进而发掘中国文学批判的古典资源，并阐发其价值和意义。我想举一个例子来作细致阐明，这同时也是对前面所讲内容的进一步论证，这个例子是《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

在我大学三年级或四年级的时分，周勋初教员给我们开设了“《文心雕龙》研讨”选修课，学期末的考试题目是：你以为《文心雕龙》哪一篇最重要？我记得我的答案是《知音》，并提交了一篇作业。假如在今天这个时分，用同样的问题来问我，那么，给出的也还是同样的答案，只是今天的作业肯定与四十多年前的容颜大不相同了。

“知音”本是音乐上的术语，见于《礼记·乐记》，《吕氏春秋》和《列子》也都记载了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所谓“善听”，即所谓“知音”，其规范是得其“志”。当年孔子跟从师襄子学鼓琴，其进程就是由“习其曲”到“习其数”到“习其志”到“习其为人”，其中的关键就是“习其志”，由于“习其为人”也是为了更好的“习其志”，就是追求其志之所在。伯牙鼓琴，若“志在泰山”，钟子期就说：“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若“志在流水”，则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所以钟子期死了以后，“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知音”者就是能够懂得并观赏其心志的人。中国的文学批判，从孟子开端就强调“以意逆志”，读作品，重要的不在字词句章，而在于透过字词句章得到诗人之志，与音乐上的“知音”就是“习其志”十分相似，所以刘勰就用音乐上的“知音”来比方文学批判。

《知音》是对文学批判的批判，它不是针对某一细致的批判作品而发，而是讨论了批判的原理，属于一种“元批判”（Meta-criticism）。刘勰以建安以来的众多文学批判论著作为研讨对象，剖析了文学批判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干预，树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批判原理，这是十分可贵的。让我再一次援用蒂博代的话：“没有对批判的批判就没有批判。”“没有对批判的批判，批判便会自行消亡。”在公元六世纪的时分，中国文学批判曾经有了如此高度的理论盲目，不能不说是某种奇迹。假如我们对比一下西方的文学批判，在十八世纪初的英国，还常常是“有感而发的、印象式的，缺乏理论结构或指导原理”。所以就总体来说，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指出的：“对文学文本的检查是一个相对边沿的时辰，它若无其事普遍讨论的是看待仆人的态度、勇武规则、妇女现状、家庭感情、英语的纯真性、恩爱的特性、感情心理和如厕之道。”或许只需在这样的激烈对比之下，我们才干深切感遭到中国文学批判的“巨大”，而不只仅是“早熟”。

《文心雕龙》研讨有所谓“龙学”，研讨成果极为丰厚，最重要的成果还是属于文献学方面的。但关于一部富有思想性的著作而言，仅仅满足于字句的语文学诠释是无法达成了解的。李泽厚评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文字好懂，但没有观念，只是语词注释”（《人生小纪》），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知音篇》第一段文字慨叹千古知音难逢，既有客观上的“音”之难知，也有客观上的“知”之难逢，起到总体上提出问题的作用。第二段讲“知实难逢”，第三段讲“音实难知”。但以上内容，前人大抵都谈到，只是不那么全面系统。“难逢”“难知”，古人早就慨叹，但如何抑止其难，就没有系统论述。《知音篇》的巨大，就是从这里开端的。刘勰提出了两点：一是“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二是“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前者谈批判家的涵养，后者是批判的规律。假如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就能够收到“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的效果。于文学批判的话题，通常抵达了“优劣见矣”的地步，也就能事已毕。钟嵘《诗品序》批判以往的研讨，最大的缺陷是“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若优劣已见，岂非题无賸义？但刘勰的认识不是这样的，所以还要指出向上一路。这里有一段原文：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

很多前贤未能了解这一段的企图，似乎以为只是一个附带的弥补阐明，好比詹锳说这一段“指出做好鉴赏和批判工作，要‘沿波讨源’，深化到作品的内部……才干成为知音”（《文心雕龙义证》）。实践上，刘勰在这里的请求，是从进入作品到超越作品，绝不是还停留在“作品的内部”。只需把这一段与上一段的“博观”和“六观”合在一同，才干呈现刘勰文学批判的完好的世界。

在这一段文字中，刘勰将视野从“文”透入到“人”，从文辞进化到心志。作者是“情动而辞发”，文辞是其内心世界的展示，读者则“披文以入情”，透过文辞进入作者之心。显往常外的“波”是文辞，幽微在内的“源”是人心。情动辞发是由隐至显，披文入情是由显至隐。刘勰说：难道是由于那些过去的作品过于深奥，而让人无法了解吗？恐怕还是由于读者的见识肤浅、鉴赏力缺乏吧。鼓琴者志在山水，琴声就能传达其情，文章是言志抒情，其脉络在笔下同样无法掩藏。“理”指文章的脉络纹理，展示了作者之“心”。犹如眼睛观物，眼睛明亮则能察于秋毫，读者心灵活锐就能知晓文章脉络。这差未几是刘勰这段话的现代语翻译。这一段文字中呈现了三个“心”字，既有作者之心（“觇文辄见其心”），也有读者之心（“心之照理”，“心敏则理无不达”）。刘勰等候的文学批判就是“以心会意”。这段话中还呈现了一个“志”字，是用在音乐上的：“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这是一种盲目或不盲目的暗示，“知音”原本就出自音乐活动，而音乐上的知音，不只在“曲”和“术”，又首先在“曲”和“术”。犹如文学上的知音，不只在“六观”，又首先在“六观”。从事文学批判，首先当然是从文本开端，即“观文”，进入“文本”即“披文”，进而寻绎其规律技巧，即“六观”。但是，这不是文学批判的终点，于是还要超越文本，进入作者之“心”、作者之“人”，其措施是“以心会意”，是以批判者之心对文本脉络所传达的作者志意（理）的照鉴而达成。到了这一步，批判者的心情也就必定是“欢然内怿”。

我前年曾经发表了一篇论文，“激活”了中国文学批判史上的“意法”概念，从而将“意法论”包含的文字、规律、意义合成为“文本化”（文）、“技法化”（法）和“人文化”（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将《知音》中的“理论批判”（theoretical criticism）落实为“实践批判”（practical criticism）。假如说，文学批判是一个阅读、了解、评价、阐释文学作品的完好过程，那么，其终点应该在“人文化”，最终关注的是生活在当下的“人”，哪怕我们阅读的是古典作品。我在这篇文章中曾经借用乔治·斯坦纳援用的卡夫卡的一封信说：“假如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来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斯坦纳接着说：“学习英国文学的学生，学习任何文学的学生，都必须问教员，也必须问自己，能否明白卡夫卡的意义。”卡夫卡的这封信写于1904年1月27日，当时他只需21岁。我们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作品，大多属于过去的时期，卡夫卡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讲授以及如何讲授这些作品？巨大的文学家经过作品通知人们他关于人心和情感复杂性的洞察，哪怕是古典时期的作品，我们也应该重复追问：这篇作品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如何言说的？为什么在当下它还有意义？而在读完这篇作品之后，更应该自我追问：读了这篇作品之后的我与之前的我有什么不同？

最后，刘勰再次突出了“批判家”的重要，是不亚于创作者的，假如不说是有甚于的话。原文是这样的：

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即便是贵为“国香”的兰草，要经过君子的佩戴观赏，才会愈加芬芳；再巨大的作品，荣为国之光华的文章，要经过君子的鉴赏剖析，才干益增其美。没有“知音君子”的发现和推行，再香的花，再美的文，也依旧可能默默无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只给这一阶段的“英雄”重新排了座次，也发掘出不少新的“英雄”，如张爱玲、钱锺书、张天翼、沈从文等，并且一经发掘和阐扬，就遭到很多人的赞同和注重。这就是文学批判的价值，这就是批判家的价值。刘勰对文学批判价值的肯定和阐发，不只在时间上比俄国的别林斯基早了整整13个世纪，而且在论述上也十分精深。他对批判家的作用和批判原理重要性的强调，不只在中国文学批判史上是第一人，而且在世界文学批判史上也同样是第一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知音》是《文心雕龙》中最重要的一篇。但他的这些见地直到章太炎方予以继承，其价值和意义在今天，特别有必要激活并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们在今晚讲述这个“怀旧故事”的义务。

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指出：“文学批判处于两个方面都违犯其传统功用的风险中。一方面大多数的文学批判理论者都变得对文学方式不怎样敏感；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好些人也对批判的社会和政治义务持狐疑态度。”瓦尔特·本雅明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曾表白了这样的意愿：“我给自己设立的目的……是被视为德国文学的首席批判家。艰难是五十年来文学批判在德国已不再被视为是严肃的文体。要为自己在文学批判上培育一个位置，意味着将批判作为一种文体重新发明。”这么说来，文学批判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去年四月，我收到哈佛大学田晓菲教授托三联书店赠送的其“作品系列”，在邮件中感激之余，谈到以下问题：

我很观赏James Wood理想中的文学批判：像作家一样谈论小说；像记者那样为普通读者写充溢生机和感染力的批判；再将这种批判导向学院。或者换个他的另一番表述：以批判家的立场提问，从作家的角度回答……James Wood的说法不知与法国批判家Albert Thibaudet的说法有什么关系，一百年前他把当时法国的文学批判分为自发的批判（常常是报刊上的文章）、职业的批判（也就是学院中教授的文章）和巨匠的批判（即大作家的批判），但他们似乎是在三岔路口各奔前程了，努力将三者合而为一的常常是作家出身的批判家（好比米兰·昆德拉、秘鲁作家Mario Vargas Llosa等，包含James Wood），我不时等候有学院批判背景的人出来，统合以上三类。

在今天讲座的最后，我就援用这封邮件中的一些话，与各位共勉吧。

来源：【澎湃新闻·翻书党】义务编辑：顾明；校正：施鋆

回向文学研讨

（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点击书影，即可置办

张伯伟 著

2022年12月出版

ISBN：978-7-100-20967-0

讨论百年学术得失

回向文学研讨本位

在文学研讨走入以文献考据替代批判剖析的当下，如何回归文学本体，中止“文学”研讨，是横亘研讨者前的一大难题。张伯伟教授此书经过回想百年学术史，梳理源流，并呼吁继承古代批判传统的资源。对“旧资料”中如何阐发“新见解”，以及“新资料”中如何发现“新问题”，并用“新措施”处置，作者以一系列论文做了精妙的示范。本书表示了张伯伟教授近年的深度思索，其见解颇值得学术界加以注重。

——编辑引荐

【内容简介】

本书的中心观念是“回向文学研讨”。全书共分四辑：第一辑“别裁伪体亲风雅”，透过对百年学术史的察看和思索，用致使敬前辈。第二辑“诗家关捩知多少”，拟再识中国文学的批判传统，并试图改动前人的诸多成见。第三辑“六经责我开生面”，是作者对人们熟知的古典作出新论的自我等候。第四辑“果真东国解声诗”，触及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汉文学，借此打通禹域内外，意欲消减文化帝国主义的收缩欲，又能翻开民族主义的封锁圈。上述四辑的次第展开，足以表明文学研讨的道路不只是宽广的，也是多样的、有趣的，更不用说是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张伯伟，1959年生，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讨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讨所所长等，主要从事中国诗学和域外汉籍研讨。主编《域外汉籍研讨集刊》《中国诗学》等学术刊物；著有《中国诗学研讨》《禅与诗学》《中国古代文学批判措施研讨》《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等。

目 录

前言

第一辑 别裁伪体亲风雅：致敬前辈

百年浮沉：现代学术中的古代文学研讨

陈寅恪“以文证史”法新探

程千帆诗学研讨的学术史意义

我们需求什么样的文学教育

第二辑 诗家关捩知多少：再识传统

“去耕种自己的园地”——关于回归文学本位和批判传统的思索

中国文学批判的抒情性传统

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

论唐代的规范诗学

评点溯源

第三辑 六经责我开生面：古典新论

陶渊明的文学史位置新论

宫体诗的“自赎”与七言体的“自振”——文学史上的《春江花月夜》

抒情诗诠释的多元性问题——以杜甫《江村》的历代诠释为例

李义山诗的心态

第四辑 果真东国解声诗：禹域内外

“汉文化圈”视野下的文体学研讨——以“三五七言体”为例

作为模范的东亚文学史上的杜诗

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

同林异条 异苔同岑——论日本江户时期“《世说》学”特征

汉字的魔力——朝鲜时期女性诗文的新调查

张伯伟著述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