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给胡适寄了一篇讲义稿，由于《老子》问题而反目成仇 冯友兰与胡适都是中国近代顶级哲学家，论起关系来，二人还有师生之谊。但说起“胡冯交恶”来，总会令人唏嘘不已。 缘由很简单：80年前，那些跟胡适亦师亦友的不少人固然都是胡适的“学术对手”，但这并影响到他们的私自交情，好比钱穆、顾颉刚等人。而唯独胡适与冯友兰，一朝失和，便一定是“既生亮何生瑜”的悲叹！ 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封信”。
1930年，冯友兰将刚完成的讲义稿（《中国哲学史》）寄送给胡适，胡适回信说：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快乐。未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今日偶见一点，不敢不说。 胡适要跟冯友兰说的“今日偶见一点”的内容，是关于老子《道德经》写作的时间问题，冯友兰提出三项理由，承认胡适的中国哲学从老子写起的做法： 冯友兰以为《论语》早于《老子》，理由有三：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其次；“《老子》非问答体”；其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胡适招认冯友兰的观念“自有见地”，“然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缺乏推翻旧说（即胡适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说法）”。胡适的观念是： 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此规则有何依据？孔子生三岁时，叔孙豹已有三不朽之论，且‘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难道他们的立言都是口说传授吗？《邓析》之书不就是私人所作吗？孔子自己除了援用西周大夫周任之言，也自编《春秋》，说孔子之前没有私人著作，证据不确。 第二，“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此说更不能成立。《孟子》以前的《墨子》等书不是吗？况且‘非问答体之书应在问答体之书之后’，这又是什么通则？以我所知，世界无此通则。老子之书韵语居多，若依韵语呈现于散文之前这样的世界通则而言，则老子正应在《论语》之前。 第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条更不可解。简明之‘经’体是何种文体？孔子自己的话是不是？《论语》中“巧言，令色，鲜矣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行夏之时，乘里之辂，服周之冕”……这不是“简明之‘经’体”吗？如此说来，《诗经》也应在《论语》《孟子》之后。
这是一次很普通的学术交流，以胡适的宽厚谦和，应该不至于一言分歧即成仇。尔后，冯友兰公开回应胡适，二人的私自交流变成公开论争，引发了民国史上气势浩荡并触及至今的文化公案：孔老之辩。 老子的年代问题，为何会引爆蔚为大观的孔老之辩？ 冯友兰给胡适的“讲义稿（《中国哲学史》）”，其实只是整个波澜壮阔“孔老之辩”大潮中的一朵浪花，由于从乾嘉学派开端，就曾经有疑古派对老子与孔子谁大谁小的问题进行过考据，当胡适撇开尧舜禹汤，又截断众流，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前的时分，再一次触及到这个问题，并点燃了学术风暴。 在这场风暴中，对垒双方一直势同水火并且老死不相往来的，只需胡适与冯友兰。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重新点燃孔老之辩这场百年大火的引爆手。 由蔡元培先生作序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盛行海内，面世三年再版七次”，但也成为民国乃至之后很长时期内的“引流明星”。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开篇就惊世骇俗，它绕开宋明理学以来肯定的“儒家道统”，跨过三坟五典，不只截断众流，而且是先老子后孔子。这种先老后孔的推翻式论述，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但在当时，无异于欺师灭祖的一声惊雷。 古史辨学派开创人，胡适的学生顾颉刚评价说：如此离经背道的行动“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由于汉武帝为“削藩”而“独尊儒术”（儒道阴阳杂糅之术）后，儒家道统思想不时处在学术思想和社会管理的统治位置。元明清又将程朱理学提升到统治位置，并将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规范答案”。
与此同时，疑古之风也或强或弱地存在过。清代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就刮起一股疑古风潮，顾颉刚以至以为三皇五帝是儒家们一层层垒造而成，夏禹就是一条虫。 从三十年代，直至六十年代胡适逝世之后，余绪尚存，这场波澜壮阔的论辩，简直触及到当时整个思想文化界，论争双方，且不说唐宋大儒，仅民国时期的巨匠级人员就有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顾颉刚、冯友兰、钱穆、唐兰、鲁迅、郭沫若、张岱年、罗根泽、高亨等等。 在这场孔老之辩中，许多论点往常看来好像儿戏 梁启超允许孔子说“千乘之国”而不允许老子说“万乘之国”。梁启超说：老子所用“侯王”“王公”“王侯”“万乘之君”“取天下”等字样，不是春秋时人一切。胡适举例说：早在老子之前《易经·蛊》就有“不事王侯”。《坎》《离》象辞有“王公设险”、“离王公也”。为什么孔子能够说“千乘之国”，而老子就不能说“万乘之君”？
关于辈分的讨论，梁启超忘了他自己曾跟胡适说过：他梁家便有此事，故他是大房，与最小房的人相差五六辈（胡适：与冯友兰先生信）。但是说到老子与孔子的关系时，他却说：老子的八代孙，与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以为老子应该在孔子之后。 梁启超有意疏忽了“长房出晚辈”的常识。以孔子为例，当孔子降生的时分，他大姐曾经五十多岁，孙子都快结婚了，等孔鲤出生的时分，他大姐曾经有了玄孙了。假如孔鲤有三妻四妾，孔家最小的第五代子孙，可能会跟他大姐家的第十代后人并存。 历史上那些多子多孙的帝王，好比燕太祖冯跋100多个子女，宋徽宗也有80多个子女，传说周文王有100个儿子，他们的子女比孔子姐弟俩的年龄差距更大，不用太久，只需求数百年之后，同时期的后人相差一二十个辈分是很正常的事，巨匠怎样会忽视这一事实呢？
钱穆说：必先有浅易的，后有深奥的。老子深奥，孔子浅易，故老子应在孔子之后。冯友兰则说：先有了惠施、公孙龙的“名实”之辩，才有了老子的“无名”“有名”之说。 假如依照钱先生的观念，浅易的《论语》应该子在深奥的《三坟》《五典》《尚书》《左传》《竹书纪年》之前吧？冯友兰与钱穆观念相似，他直接把老子降到庄子、惠施之后。但作为前辈的《庄子》，怎样老是援用他的后生老子的话呢？ 冯友兰坚持“三人成虎”说：一个人这么说，缺乏为据，要是三人之言，“合而观之”，就足以为证。胡适回应冯友兰：若一切证据分而观之不可信，那么“合而观之”依旧是不可信的。 顾颉刚跟钱玄同说：“老子是经体……（这种文体）在春秋末年及战国初期，也是不会有的。”顾颉刚是疑古派大将，却忽视《书经（尚书）》的存在，不知道是故意绕开，还是真的不知道儒家的五经之一的《尚书》？
老子与老莱子、周太史儋是三个人而不是老子一个人 不少人以司马迁《老子韩非子列传》为证，证明老子就是老莱子，后者就是孔子死后290年的周太史儋。 其实司马迁写得很分明：“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就是说楚国有一个老子，同时还有一个老莱子（亦楚人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司马迁因资料所限，未能决断，故以“未知其然否”作结，诚为科学态度。 那场轰轰烈烈的孔老之辩离往常曾经半个世纪，直到马王堆帛书《老子》和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竹简《老子》出土，以及河北定县八角廊竹简《儒家者言》，安徽阜阳双古堆相应简牍的出土，才基本上尘埃落定。
这些文物证明证明了《孔子家语》确系先秦之作，而非三国魏肃“伪作”，老子更不在庄子之后。也证明了胡适对这场大争辩的评价是契合事实的： 四十年来……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狐疑的学人提出什么能够叫我心服的证据。所以我到今天还不觉得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 “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据措施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置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招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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