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入官场到父丧回家守孝，曾国藩的优点和缺陷一样明显。优点暂且按下不表，主要的缺陷就是一副道学家面孔，总以为自己忠心报国，人浊我清，做事过于刚硬，看不惯官场上虚伪世故、钩心斗角那一套，结果从北京到湖南再到江西，处处得罪人，最后和皇帝都闹得有些不高兴。这一点上，农家子弟曾国藩的确比不上官二代胡林翼，后者为了处置好和同僚的关系，以堂堂湖北巡抚的身份给总督的小妾拜寿，眼睛都不眨一下。

二次出山，咸丰褒扬他“忠勇可尚”

怎样重回藏污纳垢的官场并生存下去，调动各种资源建功立业，是曾国藩亟需处置的课题。中国传统士大夫有一个特性，达则兼济天下的时分读孔孟，用儒家的积极入世指导自己的作为；穷则独善其身的时分读老庄，用道家的超然物外涵养自己的胸怀。曾国藩也不例外，把能骂的人都骂完之后，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老庄，并反省过去的得失，他发现刚硬和方正并不意味着强大，低调务实、谦逊执著、世故柔顺、懂得退让才是真正的强大。他翻检此前写过的文书，有一封当年武昌告急，他写给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求援信，说湖南湖北“唇齿凶猛之间，不待智者而知也”，似乎骆秉章要是不发兵就是“愚者”一样。当时觉得有理有据，往常读起来，羞得汗下如流浆。

家居两年，能够说是曾国藩人生的严重转机点，能够说从这时起，他才具备了成就一番功业的内在条件，从此越活越通透。

当然，没有外部条件的配合，曾国藩的境地再怎样提升也顶多培育一个理学巨匠而已。内讧的安定天国回光返照，石达开带20万大军出走，进入浙江，局面一下子又慌张起来。趁此机遇，咸丰八年（1858）5月，胡林翼率先上书咸丰，央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军入浙江作战。咸丰于当年7月下旨起复曾国藩，令其率兵援浙。

除了对汉人带兵者的防备以及曾国藩喜欢顶撞他以外，曾的“穆党”身份肯定影响咸丰对他的观感，这是咸丰对他忽冷忽热的缘由之一。而作为曾国藩二次出山的推手，深谋远虑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为了湘军久远的展开，必须得在朝中找一个靠山，咸丰极为信任的肃顺充任了这个角色。往常找不到肃顺和曾、胡直接交往的资料，但是肃随手下的智囊团“肃门五子”中有四个湖南人，他们和湘军几位大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也被肃顺待为上宾，肃顺此前帮左宗棠说过好话曾国藩的再度出山，越来越遭到咸丰的注重，除了形势使然，和肃顺的支持应该有很大关系。

这一次，曾国藩没有再提任何条件，接旨后四天就启程，态度很让咸丰受用，褒扬他“忠勇可尚”。

洗心革面，让人大跌眼镜

当曾国藩再次出往常长沙时，他的朋友们发现，他变得简直让人认不出了。原来曾国藩不讲什么官场礼节那套虚头巴脑的东西，这次人还没见着，湘军以及相关省份的将领、官吏们就先收到他的一封信，信里以十分谦恭的语气央求各位同僚的“指针”。到了长沙后，他忙着拜码头，从湖南巡抚到长沙知县，全部走到。这以至让胡林翼和郭嵩焘深以为忧，以为曾国藩委曲求全，失掉了方刚之气。

他也再不和咸丰顶牛了，学会了打太极。面对咸丰调他率军入川的瞎指挥，他不像以前直接说不去，而是找尽各种理由，一会说部队正在打景德镇脱不开身，一会又说灭敌于湖南不用入蜀，一会又说江西、安徽应当防卫，最终消弭了咸丰的想法。

看待部下，原来他很吝啬保举，很见不上那种不论上没上战场就冒领军功的做法，这和胡林翼构成了激烈的反差，两人都曾打下武昌，但是胡林翼保举人数是曾国藩的10倍，招致有“投曾不如投胡”一说。这次出山，他以至开端鼓舞手下放开顾忌、大胆保举。此外，关于治兵也不再一味从严，湘军士兵攻下城池后的大肆虏掠，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固然看起来有点同流合污、和光同尘，但曾国藩崭新的肉体容颜，还是得到普遍的好评，在他曾经跌了跟头的江西，往常简直是人见人爱，筹饷都顺畅了许多。

在胡林翼的想象中，他自己坐镇湖北搞后勤，曾国藩统兵东征，应该是一种圆满的配置。可是往常固然曾国藩不再计较当不当中央大员，但假如他一路东下，和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怎样打交道，怎样处置军队和中央的关系，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措施还是只需一个：曾国藩当巡抚乃至总督。

咸丰八年（1858）、咸丰十年（1860），围困天京的江北江南大营被安定军击破，清军在长江下游的权力彻底崩盘，音讯传到湘军控制地界，胡林翼等人无不喜形于色，由于，朝廷除了湘军，再无能够对立安定天国的力气。胡林翼拉上湖广总督官文上疏皇帝，请求趁此危难时重用曾国藩，再加上朝中肃顺的奥援，咸丰十年1860年7月，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展雄图的一切条件终于完备。

危难时辰，李鸿章弃他而走

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决议把自己的大营扎在皖南祁门这个中央，这是一个轻率而匪夷所思的决议，由于这个决议，他差点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上天真的不会让一个人太随意胜利。

祁门这个中央群山环绕，远离河流，这犯了湘军扎营的大忌：一、容易被敌人居高临下攻击；二、远离水路交通线，难以和水师构成配合。可曾国藩偏偏就选中这么个容易被瓮中之鳖的中央，他是这么想的：祁门东边还有个徽州，安定军打来先到徽州，只需徽州没事，祁门也不会有事。再加上祁门景色秀丽，他在这里舒心。

守徽州的是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原本，李元度要是据守徽州，安定军一时半会也拿他没措施，也不敢绕过徽州打祁门。李元度当时头脑发热，带着守城3000兵的一半进来截击安定军，结果被安定军名将侍王李世贤打得大败，李元度逃窜，士兵也跟着跑，城内也慌了手脚，安定军轻松拿下徽州。

徽州失陷如此之快，安定军大军压境，这让曾国藩只能坐以待毙，由于他手中只需张运兰一支新募集的军队，打是没法打，逃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谁知道安定军有多少人马，如何行动，万一碰上怎样办？而安定军的活动范围离祁门最近的时分也只需二十里地，拔脚就到。后来有一段时间，祁门痛快和外界断了联络，成为一座“孤岛”。

肃顺的幕僚王闿运此时刚好在营中做客，倒运催的就遇上这么个状况。曾国藩派人去看王闿运在干嘛，有人回报，说王先生一边喝酒一边看《汉书》。曾国藩给旁边的人说，《汉书》王闿运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这会儿肯定是名义装样子，内心在挣扎，随即又派人去看王闿运的随从在干什么，底下的人回报，随从们在祁门的一条小河准备了一条船。果真，如曾国藩所料，王闿运还是开溜了。

曾国藩下了一条命令，文职人员能够走，每个人发三个月薪水，以后没事了再回来我不怪你。好多人没扛住，脚底板抹油，这些人里也包含了曾国藩的自得门生李鸿章。不外李鸿章走得比较巧妙，曾国藩要上折子弹劾李元度，作为曾国藩幕府的首席笔杆子李鸿章就是不写，说这样对李元度不公平。曾国藩说你不写我自己写，李鸿章说你要写我就走，曾国藩回了个“听君之便”，李鸿章就一个人跑到了南昌。

最后曾国藩简直失望了，写好了遗书，放在身上，案头放着佩刀，准备着等安定军一冲进来就自杀。不外万幸的是安定军没有必得祁门之心，他们知道这里驻着一支兵，却不知道是曾国藩的大营。当湘军名将鲍超带领援军击退李秀成之后，逃过一劫的曾国藩见到鲍超老泪纵横，说：“不想仍能和老弟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