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新的国民，必须有新的教育 1912年，受孙中山之邀， 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 在借来的办公室里，与次长范源濂之间， 两人曾有过这样一番有趣的争论： 范源濂说：“办学要从小学办起， 假如小学都办不好，何以办好中学， 中学都办不利索，怎样办得好大学？” 秘书听了，连连点头，蔡元培却摆摆手： “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儿来？ 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又从哪儿来？ 一个国度的高等教育假如松松垮垮， 那么这个国度是没有未来的。”
蔡元培出生于1868年， 维新失败后，历造兵、练军、变法， 他最终看到了教育才是独一的救国出路： “欲变新的国度，必须有新的国民。” 彼时，蔡元培正欲在教育上大施拳脚， 却遭遇袁世凯攫取辛亥反动果实。 蔡元培不愿与专制者协作，愤而辞职。 袁世凯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但蔡元培去意已决，毫不客气： “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一句话就让袁世凯下不来台。 不慕权位，志在改造，可见一斑。
尔后，蔡元培赴欧调查学习， 直到1916年，袁世凯郁愤而终， 黎元洪当上总统，马上发出一封约请， 央求他回国出任北大校长。 回到上海，朋友们都劝他说： “北大太糜烂，烂到流脓， 进去了，若不能整理，反而有碍于自己的名声。” 蔡元培说：“既然知道它是糜烂之地， 那就更应该进去整理，君子爱人以德， 就算失败，也算尽了心。” 1916年深冬，寒风萧瑟， 去往北平的道路显得十分迷茫。 此去一行，结局是喜是忧，他也不知道。 1917年1月4日，中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北大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敬等候新校长。 蔡元培从车上下来，众人纷繁行礼， 只见他一反历任校长的旁若无人， 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 校工和学生都诧异得说不出话来。 以前的校长，个个都是老爷气度， 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
在此之前，京城的报界纷繁写道：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 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 事后证明，众人的期盼没有落空， 蔡元培鞠完这一躬，便以一己之力， 改动了整个北大腐朽的习尚， 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 帮这个饱经患难、苦苦寻求出路的民族， 树起了一座又一座明亮的灯塔。 大学不是衙门，更不是文凭贩售机 北大前身，乃是京师大学堂， 说是大学，实践是“官僚养成所”。 清末招收的学生，都是些小京官， 监视和教员更是“中堂”“大人”， 彼时的大学堂，无非是科考的替代物， 到了民国，许多教员还是官员兼职。 到这里读书的，尽是急功近利之徒。 心机活络些的，组织同乡会接近学校当局， 看谁官儿大，就跟在谁屁股后面转， 唯有如此，毕业后才好爬梯登官。 家里有钱的，就用嫖娼、赌钱巴坚固权， 在学校里大肆网络政府人脉， 成为日后在社会上横行的资本。 学校乌烟瘴气，歪风极盛， 唯独研讨学问的习尚荡然无存。
京师大学堂 面对这样一所“学校”， 若不釜底抽薪，基本无从治疗。 一上任，蔡元培便发表就职演说， 将一所大学存在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 也不是灌输固定学问的机关， 而是研讨学理的机关。” 至于学生，一言指出读书的目的： “大学生当以研讨学术为天职，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至于学者，一言指出研学的基础： “学者当有研讨学问之兴味， 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至于学校，一言指出育人的义务： “学生在校假如不能正根基，勤学问， 即便未来出而仕事，则必贻误学生， 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度。”
北大红楼，今日新文化运动留念馆 蔡元培以铿锵之词表示： 诸君假如想要做官，要想发财， 北京还有其他的学校能够去， 有钻营做官的，有学做生意的， 但北大不是！北大展开方向只需一个： 即是滋养中国学术繁荣生长的殿堂！ 此番激荡人心的演讲，可谓直击积弊， 当时在场的学子，无不为之震动。 这些如锥子般锐利的办学主张， 足以穿破时间厚厚的云雾，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 大学不是衙门，不是文凭贩售机， 更不该沦为牟利的工具。 无才无德的人，不配在大学里教书 蔡元培一到北京， 就曾与老友汤尔和讨论校务问题。 蔡说：“首先要找一批不同以往的教员。” 汤问：“《新青年》主笔陈独秀，你看如何？” 彼时，陈独秀恰恰在京办事， 蔡元培找到陈：“我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摆摆手：“你走吧，我要办新青年。” 蔡元培第二天又来：“你能够在北大办刊。” 陈独秀又说：“我习气在上海做事了。” 蔡元培第三天还去：“往常的北大， 正需求‘德先生’和‘赛先生’坐镇。” 陈独秀想了想：“那我先试三个月吧。 但我一没有学衔，二没有教书的阅历， 不知道能否胜任。” 蔡元培知道这是不小的障碍， 为了压服教育部，他居然为陈独秀编造“东京大学”假学历，并称其为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 尔后，《新青年》迁至北京，在陈的号召下， 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等新思想学问分子相聚同一屋檐下，北大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这一年，胡适26岁， 对他而言，北大突来的一纸聘书， 要比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帽更有重量。 在美留学时，胡适曾给《新青年》投稿， 陈独秀将《文学改进刍议》拿给蔡元培， 说：“这将惹起中国学问界最大的震荡。” 蔡元培一听，立刻给纽约的胡适发了聘书。 入北大教了一个月薪水就涨到280元， 即成为北大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之一， 以至超越了一些更有资历的老教授。 暮年，胡适提起蔡元培慨叹道： “假如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携， 我终身可能不外是个三流报刊的编辑。”
胡适 这一年，梁漱溟24岁， 他投考北大没有被录取， 转身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 蔡元培看了，立马联络梁漱溟： “看了你文章，来北大教哲学怎样样？” 一句话吓得梁漱溟脑袋都小了： “我不外初涉佛典，对其他印度哲学一无所知。” 蔡元培反问：“你教不了，那你知谁能教？” 梁漱溟摇头，蔡元培又说： “那还是你来吧！你不是喜好哲学吗？ 你就当是来协作研讨，来学习好了。” 成为北大学生而不得，转眼却成为北大教员， 这样的用人魄力，除蔡元培再无第二人。
梁漱溟 来了这么多新派人物， 北大里的“守旧派”坐不住了， “桐城派”代表林琴南抨击蔡元培推翻孔教伦理， 蔡元培听了，并不往心里去， 转而与章太炎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 寻觅守旧派里最硬的石头，刘师培。 此人是何人物？早年曾叛变辛亥反动， 后来又为袁世凯吹鼓帝制，为时人所不齿， 但蔡元培仍旧延聘刘师培到北大教书。 这样的用人气量，除蔡元培再无第二人。
四处纳贤的同时， 蔡元培还痛裁庸才。 当时北大各科还有洋教员， 都是从驻外使馆或驻华使馆里请托而来， 学问不大，还感染了中国教员的懒散习气。 蔡元培依照合同解雇分歧格的教员后， 不少人提出控诉。英国教员克德来， 以至请来英国公使朱尔典跟蔡元培谈判， 蔡元培不为所动。朱尔典喜洋洋地叫嚣道： “我看你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 蔡元培一笑置之，基本不予理睬。 在他看来，人才为大学之基本， 无才无德之人，基本不配在大学教书。
一番广罗人才、吐故纳新的举措后， 北大一时间名家云集，师资力气大幅度提升。 据1918年年初统计，教员217人中90位教授， 平均年龄才30岁。这样富有生机的教员队伍， 一扫当初北大陈腐之气。在这支队伍里， 有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的新文化旗手， 亦有马寅初、徐悲鸿这样的文化界的名流， 学生里面，傅斯年、罗家伦、冯友兰等， 为校园带来清新之风，后皆成为一代宗师。 无怪乎有人慨叹：“北大虽降生于维新，但真正的北大，是在蔡元培先生到来之后才有的。” 真正的大学，要容得下各式思想和争论 关于北大，蔡元培有个期许， 总结成八个字，即“包含大典，收罗众家”。 为达成这八个字，他又提出另外八个字， 那便是著名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他倡导学术自主、教学自由，百家争鸣， 在北大，有李大钊这样激进派的人士， 有章士钊、胡适这样西装革履的留洋派， 还有辜鸿铭这样穿马褂、拖长辫的复辟人物。 有人批判他恣意用人，特别是刘师培、辜鸿铭， 蔡元培回答说：“刘师培来北大不是教复辟， 而是来教国学，辜鸿铭是来教英国诗歌的， 而不是让学生去反对君主立宪。” “性博士”张竞生， 被封建卫道士辱为“四大文妖”之一。 张著有《性史》，极力倡导“情人制”、 “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 在那时的中国，如此行动可谓惊世骇俗。 蔡元培却允许他在北大讲“美的人生观”。 梁漱溟评价说：“蔡先生除了认识到， 办大学需求如此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自然性情， 他天性就具有极广博的兴味、多方面的喜好， 否则，即便有意兼容，不一定容纳得了。”
蔡元培以为：“学术乃天下公器， 百虑分歧，异曲同工，不持门户之见， 唯努力将北大改构成中国的学术渊薮。” 所以，当时新派与守旧派并存， 倡导文言的能够跟讲文言文的打擂台， 反对孔子的和维护孔子的，能够教同一批学生。 在北大，于政治上，王宠惠信奉新民主义， 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神往君主立宪， 于文学派系上，胡适、钱玄同倡导新学， 黄侃等人坚持旧文学，均可同时存在。
辜鸿铭瞧不起胡适，以为胡适治哲学史， 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误人子弟。 钱玄同和黄侃在相邻的两间教室讲课， 黄侃边讲边骂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 字字句句一清二楚，传到隔壁， 学生都在偷笑，钱玄同却若无其事。 那样多的党派，那样猛烈的思想碰撞， 假如任由你来我往，唇锋相讥， 弄不好就会把大学变成“粪沼”“酒窖”。 可蔡元培擅长中西文化择善而从， 使各类人才战争共存，不伤关键。
为深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蔡元培还倡导学校成立各种社团， 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书法研讨会、 马克思主义研讨会、静坐会… “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之下， 北大学生们的头脑和眼界都被翻开了。” 当时，《新青年》在北大风头真劲， 鼓吹新学说，主张个性解放，抨击传统， 黄侃等国学巨匠看了十分不快乐， 兴办《国故月刊》，马上吸收了一批学生。 而梁漱溟对两本刊物都不称心， 自己在北大召集情投意合者研讨东方学， 组成了“孔子哲学研讨会”，与新派对立。 教员带了头，学生也纷繁效仿， 傅斯年、罗家伦兴办《新潮》杂志， 编辑部就设在李大钊北大图书馆办公室， 问蔡元培要了3000元做印刷经费， 以诗歌、小说倡导文言和思想解放， 立马就成了学生手中的明星刊物。
“中西、新旧”之激辩， 不时是北大争论的话题。 蔡元培特意撰文声明自己的立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 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措施揭国粹之真相。” 正由于秉持着这样的态度，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盛景， 才干在千百年后的北大重新演出。 而在如此丰沛的学术、思想沃土上， 学生们才得以自由地呼吸，翻开视野， 沉浸在美的文学中，磨砺自己的心智。 一座现代、文化的大学，理应如此， 它容得下形形色色的思想， 也要容得下形形色色的争论。 大学是要培育健全的人格，而不是制造工具 蔡元培对北大的另一大贡献， 就是接受胡适的倡议，仿效美国， 推行了“教授治校”的制度。 组织评议会、教授会，采用合议制， 给教受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事务， 教务也由教授代表一同拟定。 蔡元培之所以这么做， 是希望学校体制不受一人权益牵涉， “即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
此外，他请求北大“课程公开”， 不论有无学籍，均可到北大旁听。 多少人慕名而来，为见名师，排队排到走廊上。 这里面有一名最认真的旁听生， 经常跑去听胡适和陈独秀讲授的新学说， 带着新思想分开北大，那便是毛泽东。 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 呼吁社会变革女子教育，蔡元培十分赞同。 1920年春，北大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听，暑假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有人问：“为什么不先讨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回答说：“教育部的大学令， 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则； 从前女生不来请求，所以没有女生； 往常女生来请求，而水平又够得上， 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
早年北平的“八大胡同”， 那是文人聚酒、狎妓的场所。 胡同里的来客，多半来自“两院一堂”， 即上议院下议院，和京师大学堂。 “教育目的是培育人健全、完善的人格， 并非将人制造成一种用具，要教育人格， 每个人都要先改进自己，从自身做起。” 为此，蔡元培发起进德会， 发表《进德会旨趣书》，规则：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 乙种会员，另加不做官、不当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再加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三戒。 此举一出，北巨匠生纷繁响应， 以各自志趣入会，以服从旨趣为荣。 教员从此专注于学术，学生专注于学问。 这样的北大，简直连空气和树木之间， 都洋溢着一股涵养心灵的芬芳。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学术之风岂但盛行北大， 后来洋溢至全国各个大学。 梁漱溟评价说：“蔡先生终身的成就不在学术， 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习尚， 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能够说，蔡元培以一人之德行榜样， 剔除了一所大学的官僚气息， 改动了一个时期的治学习尚。 这样大的影响，旷古未有，至今亦不复再有。 一如北大哲学教授韩水法撰文写道： “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 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 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 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变革和展开来说， 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世上已无蔡元培！”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演讲， 正好目睹了“五四”前后整个过程。 得知蔡元培对北大的影响，他无比慨叹：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 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 在某些学科上有杰出贡献的不胜枚举； 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指导一所大学， 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期起到转机作用的， 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这，想必就是学问分子存在的意义。 在学问功利化、教育产业化、行政官僚化、 学术糜烂、沽名钓誉、人格一文不值的今天， 当我们回望元培先生清瘦的身影， 想起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想起新北大的肉体，想起学问分子的担当， 或许我们才干激烈的感遭到， 其终身据守信心，追求谬误， 站立在悬崖岸边，任由云水激荡， 曾发出照亮民族未来的光辉， 是多么耀眼，多么明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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