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弃守凉州争议始末

东汉时期弃守凉州争议始末

自东汉立国到消亡，分别在光武帝、安帝、灵帝时期，爆发了三次关于凉州弃守的论争。弃守双方异见横出，驳议不时，背地有着各自的理论依据和文化支撑。从当时朝廷关于凉州弃守双方的意见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凉州在汉代的政治位置，也有益于了解汉代的文化传统。

敦煌壁画上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光武十二年的弃守凉州论争

东汉年间第一次弃守凉州的讨论发作在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西汉末年，因王莽变革失败，汉王朝堕入了内斗之中，无暇顾及边城之事，羌人趁机占领了金城等地，“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面对日益强大的羌人，以疗养生息为国策的东汉帝国选择息事宁人，不欲发起争战，准备放弃这些终年遭到羌人袭扰的郡县，据《马援传》载：“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金城以西，即敦煌、酒泉、张掖、姑臧等地，因其距离帝国十分悠远，中央对其的管控力微小，叛乱时有发作，故当时汉准备放弃这些中央，将重心放在稳定内郡的统治上。

西汉帝国初立时，面对割据自立的南越尉佗，汉高祖采用的战略就是招认其统治的合法性，“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高祖放弃统一南越的缘由是“为中国劳苦”，战争对汉帝国的民生影响太大，不利于帝国生机的恢复。

汉元帝时期，珠崖郡叛乱不定，汉元帝召集群臣讨论，准备派遣大军，征伐不臣。此时司马迁的外孙贾捐之站出来，写了一篇《弃珠崖议》的奏疏，汉元帝看完后，总结历代攻伐周边不服的缘由是由于君王的私心作祟，“羞威不行”。而征伐必定构成安居乐业，个人的荣辱与社稷的重担相较为轻，“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因而决议放弃珠崖，让其自治。当时的士大夫阶级热烈讴歌贾捐之与汉元帝的弃崖珠之举，如匡衡说：“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安定也。”扬雄曰：“朱崖之绝，捐之之力也。否则介鳞易我衣裳。”匡衡、扬雄等人以为虚耗中国的财力去维护珠崖的统治，是以“介鳞易我衣裳”，所以弃置珠崖是维护九州庶民利益之举，是走向天下安定之路。

汉成帝时，大臣杜钦继承贾捐之的态度，接连上了《说王凤处置夜郎等国》《说王凤绝罽宾》等文章，重复鼓吹“宜罢郡，放弃其民”的观念，劝谏当时掌管朝政大权的大将军王凤，放弃对帝国周边的夜郎、罽宾等地的管理。

汉光武帝时，则发作了一次弃置西域的论争。当时的西域不堪匈奴的压榨，派遣使者前往洛阳觐见光武帝，希望光武帝能够将西域归入维护范围。光武帝由于汉朝初立，国度实力没有恢复，不愿意去管周边之事，就拒绝了西域内属的请求，“建武中，（西域）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

面对犹疑不决的光武帝，时任陇西太守的马援上书力谏不可，理由有二：一是当地的城池高大，防御性较强，且经济生态较好，足以自给，不需求朝廷资助，“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历代的边疆之地被放弃，一大缘由就是由于边疆的经济不行，需求中央政府持续性的供血资助。

因边疆是穷山恶水、无用之处而将其置之不理的观念渊源有自，李斯谏诤秦始皇征战匈奴时的理由便是“得其地，缺乏以为利；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韩安国也说匈奴是“得其地缺乏为广，有其众缺乏为强”。无论是开发西南夷，还是置郡苍海、朔方，公孙弘的态度都是一直如一地反对，“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在公孙弘的认知中，汉武帝新开辟的领土都是无用之地，其庶民都是无用之民，不值得中国耗费力气去开发、去降服。

这种见解贯串于有汉一代。简言之，汉帝国作为一个以农耕文化立国的政权组织，其次序结构的中心是耕地与农民，边疆之地的水土由于自然条件与消费要素的限制，不能被帝国吸纳作为耕田，而游牧之民随水草而居的生活状态，也难以令帝国中止有效地管理，因而才有穷山恶水、无用之民的认知视野。

马援反对弃守凉州的第二个理由是倘若羌人占领这些放弃的中央，则会危害着朝廷的腹心之地，“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西晋江统的《徙戎论》极具远见之明地指出将游牧民族徙入内地，会构成不可预料的灾难，“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意外”。不久之后爆发的五胡之乱，即是《徙戎论》的注脚。整个东汉绵绵不休的羌乱，也跟羌人迁移至内地有着直接的联络。

关于马援的倡议，光武帝欣然接受，“帝然之”，选择固守金城及其以西之地。并且依据马援的意见，“设置长吏，修缮城郭，建筑坞侯，开凿水渠，劝民耕牧”，就这样，第一次弃守凉州之议不了了之了。

汉墓砖画上的汉军士兵图

安帝永初四年的弃守凉州论争

第二次弃守凉州的讨论发作在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年）。永初三年，羌人大举进攻凉州，凉州各地的守令“并无守战意”，并且齐力上表中央，倡议朝廷将边疆之民迁往内郡，“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关于各地守官的请求，“朝廷从之”，于是朝廷将河西四郡的庶民徙往关右。在这种状况下，时任谒者的庞参撰写了《奏记邓骘》一文给当时掌管朝政的大将军邓骘，文中在细致剖析了凉州的现状后倡议帝国放弃凉州，邓骘读完后深以为然，便将此事放到朝议上讨论，于是，“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

庞参主张放弃守凉州的第一个缘由是就理想利益来说，劳师远征的破费过多，代价太高，所谓“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田野，牛马死于山泽。县官缺乏，取贷于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奏记邓骘》）庞参细致罗列征伐凉州羌人对庶民既有生活次序的戕害与破坏，“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庶民力屈，不复堪命”。帝国对凉州羌人的征伐，会给帝国庶民带来无尽的伤痛，给帝国带来极大的经济损耗。

在传统中国观念中，京师的位置高于内郡，内郡的位置高于边疆，假如为了管理边疆而疲累内郡，那是不值当的。如西汉末期的严尤评点历代征伐匈奴的事迹时说：

当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化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严尤点评的基础立足于征伐所构成的物资耗费力度，周宣王看待夷狄的措施是“驱之而已”，耗费最轻，可为中策；汉武帝看待夷狄的措施是“选将练兵”，致使“中国罢耗”，耗费其次，已为下策；秦始皇看待夷狄的措施是“不忍小耻”，招致“中国内竭”，则被视为无策。严尤以为帝国政府的首要目的在于保障庶民的生活，进步大众的待遇，而不是耗费民力去做征伐周边等无用之事，“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

庞参主张放弃守凉州的第二个缘由是就未来收益来说，凉州之地乃穷山恶水，得之无益，失之无害。庞参《奏记邓骘》曰：“今苟贪穷山恶水，营恤不使之民，暴军伊吾之野，以虑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祸乱至今。夫拓境不宁，无益于强；多田不耕，何救饥敝！”庞参以为对凉州的管理和开发不能给帝国带来相对的经济利益，不如放弃为好，这种观念是传统弃天文由的持续。

邓骘召开公卿大臣讨论庞参的意见，结果是“议者咸同”，庞参之议得到了朝野普遍的认同。之所以呈现这种状况，是由于在四年前曾爆发过一次“弃西域”的大争辩。据《后汉书·西域传》载：“安帝永初元年，频攻围都护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险远，难相应赴，诏罢都护。自此遂弃西域。”西域被帝国放弃的缘由，即在于其“险远”，管理控制的成本太高，司隶校尉崔据曾说：“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此次主张放弃守西域的人里面，庞参就是其中一个坚决的支持者，“参前数言，宜弃西域”。有着“弃西域”的历史依据和史实典故，朝廷上下继而想弃凉州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面对朝廷上下对弃守凉州决议的同意，时任郎中的虞诩向太尉张禹进言，指出凉州不可弃的三个缘由。第一，祖宗之地不可弃，弃则有违孝道，“先帝开辟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自汉武帝击破匈奴以来，便不时是帝国崇高不可侵犯的领土。西汉中期的汉武帝五次兵发北方，历经辛劳才浇灭了匈奴猖狂的气焰，设立了河西四郡，才有了此时的凉州局面。往常一有迂回，便准备放弃凉州，有愧历代先祖的拼搏斗争。汉代以孝治天下，背离孝道会动摇帝王统治的合法性，这种代价是皇室难以承担的。而且，放弃凉州，也会寒了天下士人的进取之心，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弃凉州乃祸国殃民之策，“庞参之邪说始乘之，以愞缩消生人之气，可不戒哉！”

第二，凉州一旦被弃守，国境线便移到了三辅之地，“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自《诗经》时期以来，中国就有着蛮夷、边郡、内郡、京师层层拱卫的政区观念，如《大雅·板》曰：“价人维藩，巨匠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国语》说先王之制是“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这就是说边郡是内郡的障蔽，内郡则是京师的障蔽。因而王符针对当时的弃凉州之议发言道：“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凉州一失，则三辅之空中临着羌人的要挟；当三辅之地也顶不住被放弃后，则京畿之地的弘农郡成为战争前线；当弘农郡也被迫放弃后，京师洛阳避无可避。

第三，凉州民风剽悍，庶民骁勇，假如被帝国放弃，仇恨的凉州士民起而对立的话，可能会对帝国构成难以估量的伤害，“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缺乏当御”。事实上，凉州庶民关于中央政府已有不满和怨气，因终年战乱，庶民颠沛流离，凉州士人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备受汉朝上下的歧视，在人才选拔方面常常吃亏。因而虞诩提出一个弥补性的措施，倡议定向征辟凉州士人，增加其入仕人数，以安慰其心，“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

太尉张禹看完虞诩的上书后，在朝会上重新发起弃守凉州的讨论，这次讨论的结果是朝廷采用了虞诩的倡议，以保凉州为国策，“更集四府，皆从诩议”。

汉军士兵画像（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灵帝中平二年的弃守凉州论争

第三次弃守凉州的讨论爆发在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这次主张弃置凉州的朝臣是司徒崔烈，而且他的态度十分坚持，“会西羌反，边章、韩遂作乱陇右，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烈坚执先议”。能够看出，崔烈主张弃置凉州的缘由还是在于凉州不连续的战争，让整个帝国在持续性地流血，“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崔烈之所以再次重启弃守凉州的讨论，背景是凉州的边章、韩遂等人率军攻打三辅，朝廷令皇甫嵩、董卓前往击敌，因宦官从中作梗，结局是“嵩以无功免归，而边章、韩遂等大盛”。面对这种局面，新任三公的崔烈便提出弃一指顾全体、弃凉州安天下的战略提议。

不难看出，此次提议是前面弃守凉州争议的再演，但不同的是，凉州的乱兵曾经开端攻打三辅了，如《桓帝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童谣讲述的是西北游牧民族要挟三辅的状况，从这一民间叙事的童谣中能够看出帝国对西北凉州一带的恐慌。凉州的要挟曾经从假定的可能走向了真实的理想，同时，征讨凉州的破费也曾经成为确切的事实了，“征发天下，役赋无已”。这些现状暗示着虞诩保凉州意见的失败，因而弃守凉州的提议又开端盛行了。

时任议郎的傅燮坚决反对崔烈的提议，疾言厉色地说道：“斩司徒，天下乃安。”傅燮的理由与虞诩相似，首先是凉州乃列祖列宗打下来的领土，不能够随意言弃，“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之右臂”。其次是放弃凉州，则羌人占领此地，待羌人不满凉州之地，则中原之地又将感染战火了，“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傅燮的理由与前面反对弃凉州的理由相似，抓住了帝国关注的要点和担忧的重心——违犯孝道和天灾人祸。因而这次讨论的结果是“帝从燮议”，朝廷上下一如既往地支持保凉州的一方，傅燮的坚持让朝廷上下对他刮目相看，“由是朝廷重其方格”。

东汉年间的三次弃守凉州争议影响深远，意义严重，它反映了东汉帝国政策的收缩和尚武肉体的衰落。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曾解释说天子的义务是令万民都沐浴到他的仁泽，“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在司马相如看来，天子岂但担任“封疆之内”大众的幸福，也对改善“夷狄殊俗之国”的“政教未加，流风犹微”生活状态担有责无旁贷的义务。也就是说，辅佐野蛮落后的周边民族迈入礼乐文化是天子的任务与担当。司马相如重复论证君主教化整个天下的义务与义务，就是为了阐明将周边四夷归入帝国支配的开边政策是君主践行先贤政管理想的必要措施。此时帝国崇尚武道，政策以扩张性为主；到了东汉，光武帝和大部分群臣都是儒士出身，他们崇尚儒家肉体，考究的仁柔之道，政策也以防御性为主，前述的弃置争议也就由此而生。

来源：甘肃省文物考古研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