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剖析视角下的中国“中等收入圈套”问题及出路(图)

变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举世注目。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过3000美圆，进入中等收入国度之列，但随即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呈现“比较优势真空”，各种红利耗竭等不利状况。学者们开端思索“中等收入圈套能否迫近中国”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对这一问题的深化讨论，将有助于我们深思“中国阅历”，找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从而提出适用的倡议，丰厚相关理论。

到目前为止，相关的讨论主要基于两种理论视角:新古典视角与制度剖析视角。前者将迈向高收入国度之路视为“攀爬高坡”，攀爬动力来自各种“消费要素”，因而，“中等收入圈套”问题的本源乃在于要素供给缺乏，无法支撑“攀爬”任务。与其悬殊的制度视角则以为，无论经济绩效还是要素供给，都遭到制度限制，之所以呈现“中等收入圈套”问题，缘由在于过往展开的过程中构成了顺应当时所需的制度，但在进一步展开过程中，这些制度却无法与时俱进，成为展开的约束与障碍，中等收入国度因而深陷“制度圈套”之中。

本文以为，新古典视角失于偏狭、静态，不利于厘清中国“中等收入圈套”问题的本源，也无益于剖析中国面临的困局，而制度剖析视角则有助于调查中国“中等收入圈套”问题的症结。

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中等收入圈套”

重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源于抵消费要素的应用，因而无论增长加速或停滞，关键在于要素供需。换言之，不论是早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后期的“内生增长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寻觅推进增长的消费要素，而其间差别只在认定的要素不同而已。“新古典增长理论”以为，短期而言，人口增长与资本积聚能促进经济增长;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依旧得靠技术进步。而“内生增长理论”处置了技术外生的缺陷，将“技术进步”即学问积聚或人力资本积聚，看作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要处置中国“中等收入圈套”问题，首先要正确了解其构成机制。2014年10月18日，上海，城市白领在夕阳的映照下行走在街头。杨一 澎湃新闻资料

展开经济学家阿瑟· 刘易斯(W. Arthur Lewis，1915—1991)便以上述观念为基础，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用以解释展开中国度的经济增长。在刘易斯看来，劳动力是推进早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因而，哪个部门具有劳动力，哪个部门就能展开;反之，一旦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长就会减速。他将经济体划分为两个部门:资本运转部门(即现代工业)和生计维持部门(即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劳动力过剩，当边沿消费率趋于零时，工业部门只需提供生存水平的工资，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便会向工业部门转移。因而构成了几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加上劳动报酬极低，所以能够确保资本不时积聚和经济高速增长。经过一段时间后，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加上农业部门消费率相应进步，劳动力将不再持续流出。此时，工业部门就得进步工资，才干与农业部门竞争稀缺的劳动力。于是劳动力不会再制造出超额的资本积聚，也就很难支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尔后，经济体必须不时寻觅其他增长要素(例如高阶人力)，才干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就是“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的中心内容。

中国从2004年开端呈现“民工荒”和“涨工资”现象，以蔡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讨所研讨员）为代表的学者以为，中国正阅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基于这样的思绪，研讨者从人口学的角度解释了“中等收入圈套”问题的本源，以为劳动人口增长率的降落，招致了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一去不返了。换言之，关键要素的结构变更，大幅弱化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未来将很难维持高速增长。这是我国“中等收入圈套”问题的由来。

人口结构角度的剖析论证影响很大，但也惹起一些学者的质疑。有学者对人口结构提出了不同判别，以为乡村仍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外更具理论意义的反驳，是质疑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需的关系。例如，研讨者发现，中国呈现“乡村中劳动力过剩”和“城市内民工工资上涨”两者并存的状况，由此反驳有关“乡村劳动力缺乏招致工资上涨”的结论。有人进一步主张，中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展，加上“城市化”慢于“工业化”，均有悖于“刘易斯拐点”的预期;进而以为，工资上升与劳工短缺并非由人口结构招致，而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分割的结果，这种分割限制了乡村向城市的劳动力供给范围。同时，也有学者就目前的工资上涨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以为工资上涨并非源自劳动力供需的变更，而是由政府的“土地财政”等政策构成的城市生活成本高涨所致。由此观之，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与工资上涨等问题，并非人口要素自身变更所致，归根结底还是制度要素的影响。

换言之，“要素”供给固然影响展开，但要素供需的起伏并非由自身结构所决议，而系于制度如何布置。对此，我们能够参考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 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要素商品化问题的精彩剖析。他以为，英国“劳动商品化”的历史过程并非取决于人口结构，却有赖于一系列政策与制度（例如济贫法）的出台才得以完成。正是这些制度提供了保障，让农民义无反顾地走出乡村，进入劳动力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展开。

因而，对中国呈现的“民工荒”与“涨工资”问题，若只局限于要素自身来解释，便只能看到劳动力短缺的表象，无法看到劳动力短缺的构成过程及其制度缘由。这也正是新古典视角的缺乏之处。

作为制度圈套的“中等收入圈套”及其构成

依据上述有关“要素”与“制度”关系的讨论，我们以为，针对“中等收入圈套”问题的讨论必须深化制度层面剖析其缘由。依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 诺斯(Douglass North，1920—2015)界定，“制度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结构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范畴里交流的鼓舞”。归根结底，经济表示如何还是取决于制度能否提供了正确的鼓舞。

经由制度剖析的思绪，“中等收入圈套”其实是一种“制度圈套”。所谓“圈套”，其意义在于“制度”构成了“约束”，使个人、企业或政府都深陷其中，因而障碍了经济进一步展开。对中等收入国度来说，约束它们的“制度”大多并非凭空而来，这些制度多构成于前期展开(从“低收入国度”进入“中等收入国度”)的过程中，而且常常表演着支撑展开的中心角色。但这些制度却一定能够与时俱进，支撑这些国度继续迈向“高收入国度”，以至成为进一步展开的障碍。依据学界的共识，经济体由起飞到中等收入水平再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水平，这两个阶段所需求的制度绝然不同。

那么，为何这些在展开初期支撑展开的制度没能随展开的脚步伐整演进，持续满足下一个阶段的展开需求呢?这触及“制度变更”的特征，也正是“中等收入圈套”的由来，即“途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现象。

所谓途径依赖，是指行为者(actor)前期的选择会限制其后选择的空间，表示方式是作为理性抉择者的行为人，全无改动之前选择的鼓舞，因而被“锁定”在既定的展开途径之中。这一趋向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 大卫(Paul A. David，1935—)和布莱恩· 阿瑟(Brian Arthur，1946—)等人在技术变更范畴发现，随即启示了众多相关研讨，触及国际贸易、空间经济、经济历史、政治剖析等范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诺斯对制度变更的宏观解释，他以为人类社会的制度变更必定是渐进演化的，而且重复呈现“途径依赖”的特性。

依据诺斯的观念，制度的演化之所以遵照途径依赖的规律，是由于制度具有“收益递增”(increased returns)的特性，这种特性被以为是产生途径依赖的关键缘由。“收益递增”主要表示为：随着时间流逝，退出既有选择的成本越来越高，相关于回头变换当初选择，维持既有选择将带来越来越高的正向回报。

那么，这种正向回报来自何处?布莱恩· 阿瑟经过对技术范畴的研讨发现，收益递增主要源于以下缘由:1)庞大的前期投人，这意味着产量越多，平均成本越低;2)学习效应，即当一项技术越受欢送，就越能得到改进并降低成本;3)协作效应，即他人若运用相同技术，能够降低买卖费用;4)顺应性预期，即当一项技术盛行时，人们会增强对其在未来受欢送的信心。诺斯以为，固然在细致状况上会有一些差别，但制度变更与上述技术范畴的状况基天职歧，因而制度在变更的过程中会重复呈现“锁定效应”，并表示出途径依赖的特征。

既然制度是沿着特定途径演化而来的，那么中等收入的“制度圈套”是如何构成的呢?对此，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1948－2004）以为，中国早期经济的起飞依托的仅是技术模仿，而非制度创新。中国固然引人了市场机制，却并未完整树立起维护市场的相应法律制度基础。这种走一步看一步、不完整的变革，在短期内能够释放消费力，促进高速增长，却可能不利于国度的长期展开。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在渐进变革的过程中构成了强大的逐利群体，这些群体会全力维护过渡时期某些有利于自身的制度，从而阻止制度向更有效的方向调整，最终招致经济与社会展开的停滞。

中国沿海与内陆各自阅历的“制度锁定”

继续上述“制度锁定”的思绪，本文以下剖析中国沿海与内陆各自的展开方式，细致阐明其各自遭到何种“制度锁定”的限制。

先看沿海地域。在近二十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展开的引擎来自沿海的“加工型经济”。这一经济方式主要散布在中国东南沿海省份，这些地域经过引进资本与技术，发挥低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让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占得一席之地，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起飞。但是，随着劳动力价钱上升，人口要素的比较优势逐步式微，技术创新又乏善可陈，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加工产业面临困境。若要解脱困境，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是必经之路，但是这些原本突飞猛进的加工企业，却在创新之路上或踟躇不前，或磕磕绊绊。本文以为，这些地域加工产业结构升级艰难的缘由主要是制度障碍:原本在前期发挥中心推进作用的制度，无法为后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鼓舞。

从经济层面来看，锁定效应主要来自技术模仿与网络外部性两个方面。技术模仿减少了企业中止自主创新的动力，使企业不愿意选择长期而言更有效率的展开方式。加工型经济是贸易全球化的结果，后发国度经过模仿先发国度的技术，配以大范围的低价消费，能够发明出基于范围效应的利润。但是同自主研发的高投人与高风险相比，引进与模仿技术的成原形对低廉，因而，只需有可模仿的对象，企业就不会有动力自主创新。锁定效应的另一个来源是加工企业的“网络外部性”，这种特性限制了企业调整既有展开途径的空间。由于全球化贸易树立的基础是产品与技术的专业化分工，企业与企业之间构成了纵向的协作体系。单个企业的价值只需嵌人到该网络体系中方能凸显，因而加工企业无法随意退出该网络，从而深陷在一种全球性的“网络俘获”中。这种网络锁定障碍了原本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型企业向新的、高技术、高获利的方向展开。概言之，上述来自技术模仿与网络外部性的锁定效应，让企业失去了自主创新的动力与才干。

从政治层面来看，倘若加工经济因经济层面的锁定无法取得创新的动力与条件，政府恰当的政策鼓舞或答应以提供创新的机遇。但是，政治层面也存在锁定效应，这种效应岂但让政府无法为技术创渎提供有效的支撑，以至可能提供反向的鼓舞。

与多数后发国度相似，中国政府在早期的追逐阶段发挥了主导作用，特别是中央政府，它们成为推进中央展开的关键。在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伎俩中，最常见的是狂热招商与大量投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央官员必须在有限的任期内发明出可观的政绩，才干获取提升的机遇。因而能够快速展示政绩的政策最受中央官员喜欢。基于政绩表示的提升，以及考核时间的紧迫性，一方面不允许中央减少对经济展开的干预，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政府政策选择的范围。对此，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保罗· 皮尔逊(Paul Pierson，1959—)指出，时间限制会使得政治家倾向于维持既有政策/制度，由于一项政策/制度的变革成本会在短期内显现，而收益则需求长期才干看到。

对照中国的状况不难发现，当面临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政治任务时，中央官员同样倾向于短期能够表示政绩的政策，即经过招商选资引进新企业交流旧企业，而非扶持原有企业自主创新，逐步完成升级任务。究竟，自主创新的回报周期长、风险高，这些都是官员在有限任期内无法承担的成本结果。于是，本应有机遇就地升级的企业纷繁放弃创新与升级，选择了天文转移并维持既有的消费方式

在内陆地域，支撑早期快速增长的是“资源型经济”展开方式，这些地域(如山西、内蒙古以及东北三省)主要依赖当地丰厚的煤炭、石油、自然气以及其他矿产等自然资源，展开采掘工业。但是，这些地域却在短暂的繁荣之后，陷人展开的泥淖，经济也日渐萧条。展开经济学将上述现象称为“资源诅咒”。这一命题最初由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 奥蒂(Richard M. Auty)于1993年提出。他发现，自然资源丰厚的地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经济增长，其经济增长反而低于资源贫乏地域。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 萨克斯(Jeffrey D. Saehs)和安德鲁· 华纳(Andrew M. Warner)应用多国数据，考证了自然资源富有与经济长期展开间呈负相关的结论。在中国，“资源诅咒”同样存在。那么，为何本应是“福报”的自然资源最终却成为经济展开的“诅咒”呢?

原来，采掘经济具有明显的“收益递增”性质，同样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锁定了展开途径，障碍经济向更有效率的展开方式调整，构成经济展开的停滞与衰退。

经济层面的锁定效应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庞大的启动/固定成本障碍了对这种经济展开方式的退出或调整。资源采掘具有自然垄断性，早期需求大量初始投人用于设备置办，因然后期的消费量越多，平均成本就会越低。而企业一旦退出，将会面临庞大的漂浮成本损失。第二，网络外部性障碍了新产业的进入。采掘经济的展开需求相关企业提供特定的产品与技术配合，也需求政府对应的政策支撑。出于利益考量，这些企业间或政企间构成的网络联盟会阻止其他产业进入。由此，地域展开被锁定于采掘产业。采掘产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有限，所以社会对教育/人力资本缺乏投资鼓舞，构成人才的“挤出效应”结果，只需资源没有耗尽，采掘经济就会得到维持。同时，新产业与学问型人才的缺乏又进一步限制了一个地域的经济转型。

政治层面的“锁定”构成的影响常常比经济锁定更为严重。细致而言，采掘产业中的资源如石油、自然气、煤炭等矿产，均为散布集中的“点状资源”(point sources)，这些资源必须集中开发，也很容易被小型团体所控制，构成垄断、集中的收益方式，从而制造分配不均。但要维持这种垄断性的财富分配，常常还得依赖特定的权益分配格局，对此，皮尔逊指出，政治权益的分配同样具有“收益递增”的特性，也会构成“自我强化”的趋向。因而，前述的逐利群体必定抵御进一步的制度变革，才干维持既有的消费与分配方式。由此可见，政治层面的锁定不只对经济展开不利，也可能酿成严重的政治社会结果。

综上所述，无论沿海的加工贸易还是内陆的资源采掘，都是在既有的制度布置下，推进中国从“低收入国度”疾速走向“中等收入国度”。但在中国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度”之后，沿海、内陆却都陷人各自的“制度锁定”之中。

基于制度剖析的政策建言

显然，要处置“中等收入圈套”问题，首先要正确了解其构成机制。依据新古典视角，中国之所以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度之列，关键在于作为中心要素的劳动力的短缺，因而必须转换要素(如高阶人力、前沿技术等)，方能开启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只是如何开发新的消费要素，却非新古典视角的理论所能解答。

反之，从制度剖析视角来看，被判定为短缺的要素其实一定短缺。假如能够降低进入门槛、活络土地供需，劳动力自然能有所弥补与调理。另一方面，无论鼓舞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沿海)，还是扶助产业调整、避免人才外流(内陆)，都需求中止制度变革，改进既有体制，才干发明或开发高阶消费要素。

依据“途径依赖”的思绪，回想中国经济的展开进程可知，中国“中等收入圈套”问题本源于中国未完成的市场转型。这一“变革未尽”(partial reforms)的过渡体制滋生逐利群体，使进一步的体制变革遭到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中等收入圈套”问题的讨论，能够激起我们关于“中国阅历”的深思，辅佐我们应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应战。

依据上述制度剖析的观念，细致的政策倡议基本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必须进一步突破垄断格局，更多地引人竞争机制。对此，诺斯和皮尔逊都曾指出，缺乏竞争是“低效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缘由。突破垄断、维护竞争，常常有赖于法制框架的完善，特别是产权维护、公平法治、根绝贪腐等一系列维护市场运转的法律制度及其准绳的确立与贯彻。目前，国度强调的反腐与法治，正是朝此方向的迈进。

其次，减少政府干预、放开市场机制是另一个重点。回想过往，在技术模仿阶段，中国曾仰仗有效的政府干预发明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瞻望未来，中国必须走技术自主创新之路；政府的维护与扶助其实无法有效鼓舞技术创新，反而容易将企业引向寻租、冒进之路。近年来，中央政府多次强调“简政放权”，以减少政府不用要的干预，也正是因应未来展开所需而中止的体制变革。

(本文原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原题："中等收入圈套"问题的本源：要素短缺还是制度约束？”。略去注释，正文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受权刊用。)来源核辐射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