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9年，乾隆皇帝收到了一份很特殊的状纸。 说特殊，是由于这份状纸是一名英国商人送上来的。 这个英国商人叫洪任辉（James Flint）。洪任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1755年，洪任辉被派往中国宁波，打算开辟广州之外的另外一个通商口岸。他们惊喜地发现，岂但浙海关的关税低于粤海关，而且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当地官员看待他们也很热情。
于是，接下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便绕开广州，直接奔赴宁波展开贸易。宁波的贸易活动十分频繁。1757年，乾隆皇帝在下江南时，见到了这一幕，忧心忡忡，担忧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便下令外国商人一概回广州贸易，不得再赴浙江等地： “此地（宁波）向非洋船汇集之所，未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买卖，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洪任辉以为，在广东不好做生意，依旧想到宁波去展开贸易。1759年，洪任辉不顾清廷禁令，北上天津，经过行贿将一纸诉状告到乾隆皇帝面前。
在这份诉状里，洪任辉提出了7点央求： 关口敲诈陋规繁多，且一船除货税外，先要缴银三千三四百两不等；关监不循旧例准许外商禀见，致使家人多方敲诈；资元行故商黎光华欠外商银五万两，关监、总督不准追讨；对外商随带日用酒食器物等苛刻征税；外商往来澳门被苛索陋规；除旧收平余外，又勒补平头，每百两加三两；设立保商，外商货银多被其挪移，延搁船期。 洪任辉的主要诉求就是，粤海关对外国商人吃拿卡要、故意刁难，还拖欠外国商人的巨额货款。当然，他这样做的目的，还是希望重新开通宁波为通商口岸。
由于是英国商人来“告御状”，乾隆皇帝很注重。他立刻派遣福州将军新柱、给事中朝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一同审问这件案子。乾隆皇帝明白表示，要秉公处置，既不能偏袒粤海关监视李永标，又不能纵容不法行为。特别是，要查分明是谁在与英国商人勾搭，鼓动他来告状。 脚踏实地地说，洪任辉反映的这些状况，都是存在的。可假如要严厉中止查处的话，粤海关监视李永标就罪责难逃。李侍尧与李永标关系一向不错，怎样着也得帮他一把。于是，李侍尧一方面把粤海关吃拿卡要的现象，推到了李永标的家人和书役身上，将他们作为“替罪羊”；另一方面，又向乾隆皇帝暗示，指粤海关不时从国外置办奇珍异宝献给宫廷，又向外务府进贡了大量的银子，超越了江、浙、闽3个海关之和。
乾隆皇帝心照不宣，他不再清查李永标等人的义务，反而命人责问洪任辉，是谁给他代写的诉状？显然，此时乾隆皇帝的愤恨曾经转移了目的，不再是清朝官员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而是这个英国商人，岂但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还找了中国人帮他写状纸。这难得不是中外勾搭？ 很快，案子有了却果。 粤海关监视李永标没有获罪，仅因管束家人不力，被肃清职务。洪任辉被送到澳门的前山寨，圈禁了3年，3年期满后被驱赶出境，再也不允许他回到中国。
在这个案子里遭到最严厉惩罚的，是辅佐洪任辉撰写状纸的四川籍商人刘亚匾。刘亚匾被以“为外夷商谋砌款”的罪名，判处死刑，丢掉了性命。 【参考资料：《清史稿》《中国近代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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