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一的发现是，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人了。”1996年，苏珊·桑塔格在给《反对阐释》的西班牙文新版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反对阐释》出版三十年后，桑塔格仍旧孤傲地置信，自己当年文字里的见识是美文与锐思的巅峰分离。但是这孤傲里多了几分苍凉。她很难过，并非为自己的时期连同个人的青春曾经逝去，而是为她所见证的、在1960年代初抵达鼎盛的人文学问分子的集体热情的消逝而难过。 桑塔格的诸多传记虽说不上“大同小异”，书中的一种调性却都分歧。桑塔格从未从学问界明星的位置真正滑落过，可是她不时走在边沿，庞大的名声随同着对她的狐疑，无匹的美貌随同着脆弱的健康，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随同着时不时伸向朋友们的求援之手。她活了七十一岁，恨不能用自己酷爱的事情填满每一分钟，不想缺席于每一桩她看重的大事：写小说，拍电影，做文艺批判，去战争中的越南、中东和南斯拉夫访问，在“9.11”后的美国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了坚持摄取，持续输出，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服用迫使自己不睡觉的药物。她早早地遭到疾病的打击，她的一批朋友都死于1980年代后期开端爆发的艾滋病病毒之手，为她的后半生注入了种种悲情。在贝阿特丽丝·穆斯利的《智性与激情：桑塔格传》和莫泽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里，桑塔格的忙碌终身不单成就了她自己，更是留下了许多值得慨叹和吸取的经验。
《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 [美] 本杰明·莫泽 著 姚君伟 译 译林出版社 2022年10月
《智性与激情：桑塔格传》 [法] 贝阿特丽丝·穆斯利 著 周融 译 雅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9月 桑塔格起步的六十年代，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他们的同伴们从巅峰疾速退场。他们的名声来得更早，从战争终了的那一刻起，“垮掉一代”的中心成员就彼此认识了。《杰克之书》和《我们这一代人》，这两本书一同看，就会留意到凯、金两人是多么的“道不同”。金斯堡是个学院派，理论高人，出入于赫赫有名的“纽约学问分子”圈子，以尖锐地批判美国为终身的志业，而凯鲁亚克则是个爱国者，看到美国国旗冉冉上升时都会掉眼泪，他跟金斯堡那圈子的人，那整个的“学问分子氛围”，理应是对立的，他在1957年出版《在路上》的时分，书中就不乏对纽约学问分子的讽刺。 可是他们到底成了从人格上相互观赏、肉体上彼此眷恋的人。《我们这一代人》是金斯堡的演讲和访谈集，在其中，他精确地把《在路上》的作风定名为“自然旋律主义”，从而赋予了此书能够载入文学史的价值。他将自己和凯鲁亚克等一群人之间的关系叙说得真诚地道，对凯鲁亚克的早逝，金斯堡更多地表示出了惺惺相惜的同道心意，同时一直坚持了独立的评价立场。
《杰克之书：他们口中的凯鲁亚克》 [美] 巴里·吉福德 劳伦斯·李 著 蒋怡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2年4月
《我们这一代人》 [美] 艾伦·金斯堡 著 惠明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1月 “垮掉派”在六十年代演化为禅修运动，凯鲁亚克曾在《达摩流浪者》里记载了禅修者之间各种理想主义的说话。他们不满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压制，却并未想到要去做一个机遇主义者，去顺应时势，博取名利，成为一时无二的文化英雄。凯鲁亚克死后，他的同伴无论金斯堡还是加里·斯奈德，在卷入禅学、肉体剖析、环境维护等等时兴的“运动”时都坚持了自己明晰的追求，找到并据守自己后半生的方向。《杰克之书》和《我们这一代人》，是为“垮掉派”这个常常被误解的文化现象正名的。 文化名人的生命力在于总有人在给他们写传记，给上世纪的人物作传，也是对他们所在的时期的一种挽留——哪怕那时期自身暗无天日，人们究竟希望能从它出产的最优秀的人物身上，得到一些面对理想的力气。赫尔曼·库尔茨科给托马斯·曼写的传记，莱纳·施塔赫给卡夫卡写的传记，以及美国人霍华德·艾兰与迈克尔·詹宁斯给本雅明写的传记，这三部作品加在一同近三百万字：三个复杂晦涩的德语作家，让读者望而却步，对传记作家而言却是诱人的应战。 就像他最重要的小说的名字一样，托马斯·曼是一座“魔山”，他的生命因两次大战之间瞬息万变的德国政局而拉得格外长，他交往的人的复杂而敏感的身份，让与他相关的各种话题都一言难尽。他是个爱国者，曾是激进德国人的代表，是威廉二世的忠仆，以至当过书报检查官，可是思索和体验犹太人问题，沉浸于同性恋迷思，并一直跟随个性中的唯美主义，使他的自由派气质逐步成熟。在托马斯·曼收获世界性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被迫成为捷克人，后来又成了美国人，1938年，他在美国说出了最有霸气的名言：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 曼的形象是一个处在矛盾中心的人，不停地在迎接应战，在对付各界对他的测试。作者库尔茨科有认识地让曼的问题成为一切人的问题，他在曼留下的文字和言谈里，找到了那些最合适翻开这座魔山的钥匙。而对《卡夫卡传》的作者施塔赫来讲，给卡夫卡写传犹如攻坚那座著名的“城堡”。卡夫卡最新奇的中央在于他把一种格外短少文学性的文体，和叙说中透露的惊人的未来预见性分离在了一同，没有卡夫卡，我们将对自己所在的这个时期失语。他的作品不论是《城堡》《审问》《变形记》《饥饿艺术家》这些名作，还是较为偏僻的如《女歌手约瑟芬尼和鼠族》，看起来都是只需这个时期才干写出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大多数又都是难以卒读的，即便专业的文学读者，也需求打起十二分的肉体去观赏他的文字。 读这部传记，最大的感受不是卡夫卡自己的阅历如何坎坷特殊，而是他所体会过的社会状况与今天之间的异同。卡夫卡是个痴迷游泳的人，是个对自然疗法和妓院有着同等热情的人，他不只超前地估量到了数字化、公司制的社会会产生怎样的一幅图景，还超前地为低价的环球旅游想象了相似Lonely Planet那样的手册。这个社会一面刺激他的灵感，一面压榨了他敏感的神经，它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使得中欧的犹太社会得以繁荣一时，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方式也因之而兴起，可是由于它逐步走向战争而变得褊狭，极权力力、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一直在增强，危机掩盖着卡夫卡，破坏了他与社会、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 [德] 莱纳·施塔赫 著 黄雪媛 程卫平 译 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书中的叙说具有相当大的腾跃性，显得很复杂，也有很多诙谐的中央，许多细到令我们咋舌的细节，使得卡夫卡从一个众人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或者从一个孤独寂寞的、活在父亲的暴政之下的不幸人，变成了一个细致生活过的人，这种生活也不是能用“一地鸡毛”这种烂俗的简单说法来概括的。书中的他一直有着梦境的一面，一直在突破自己的界线——思索、表白、发明的界线，这种梦境同他怪诞的小说一样，是对走投无路的我们的安慰。 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另一种审问》是他大半生阅读卡夫卡、思虑卡夫卡的笔记的结集。卡内蒂是位由于嗜好读书而耽搁了创作的人，漫长的终身里，他的纯文学创作只是一部长篇小说，若干个剧本以及三部回想录，不外他的笔记的确是一份很重要的思想财富。在1968年，六十五岁的卡内蒂集中地读卡夫卡，多次慨叹道，有如此了不起的德语先辈在前，我又何苦写一些二三流的东西。可是卡夫卡对他的肉体构成了纠缠，并像魔魇一样控制着他下笔的手。成为卡夫卡，就要像他一样极端地自我纠结，就要像他一样没有后代，身体孱弱，把自己变小、隐遁起来乃至静悄然死去。1975年底，卡内蒂在笔记中写：“有必要牢记那些在世时躲藏起来的人，无论他们是早逝还是用猖獗的方式终了。”
《另一种审问 : 关于卡夫卡》 [英] 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刘文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思 2023年1月 卡内蒂在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现场的受奖演讲中向卡夫卡致了敬，此外还有他的维也纳文化圈里的几位顶尖人物：克劳斯、穆齐尔、赫尔曼·布洛赫。但最早系统地发现卡夫卡的价值的人是瓦尔特·本雅明，1892年出生的本雅明，在他不到五十岁的生命中留下了更多迷雾一样的文本，在两位美国作者协作完成的《本雅明传》中，能够看到家境甚好的本雅明，被重复的病痛、贫穷、逃亡中的孤独所搅扰，可是他的智识追求却一直在攀向一个无限的高度。无怪乎他会成为桑塔格这样的人的心中至高的智识偶像了。我们素知“学问”一词，但“学问”是一个静态的事物，似乎曾经在那里、只需你伸手去取得即可似的，但是“智识”则是动态的，是一个人本着运用智力的习气，不懈地提问、不懈地求解、不懈地突破原有认知的生命过程。
《本雅明传》 霍华德·艾兰 迈克尔·詹宁斯 著 王璞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 2022年7月 从《讲故事的人》这本小文选中，能够品味本雅明智识水平之一脔。书中收入的只言片语，小故事、小特写、小随记、童话和小插画，以无量的角度呈示本雅明奇妙多窍的心灵，他作为最早的“现代人”之一，对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现代性”的意味做了杰出的前瞻剖析，同时，他的文体自身的破碎性，像卡夫卡那些看起来永远完不成的小说一样，现已成为我们的“现代体验”的有机组成部分。 伊塔洛·卡尔维诺没有提及卡夫卡的其他名作，唯独称誉了《美国》。《变形记》《城堡》《审问》等等留给剖析家去鉴赏，《美国》作为卡夫卡三大长篇里失望系数最低的一篇，会得到在乎“文学性”的读者—作者的注重。《我生于美洲》是一部如此出色的访谈录，卡尔维诺在其中谈到了他所能谈、所想谈的一切，他耐烦而谦逊，对战后意大利文化异常生动的年代感念有加，谈论自己与恩师、著名诗人切萨雷·帕韦塞的友谊，谈论读海明威小说以及与海明威见面时的激动，他赞扬帕索里尼、夏侠等作家、文艺家的社会义务感，他不止一次地表示《美国》如何影响自己的文学品位。 卡尔维诺也走过了一段典型智识分子的进程：从早年探求一切的猎奇心进入到中后期的困惑。当历史转入七十年代，读者们留意到，他的新作里有了越来越多的幻想的成分。他坦言自己对理想有些失语了，由于过往十几年间的意大利的改造没有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而贫富分殊、乡村破产等等都愈来愈严峻，为此，他诚恳地讲，从早年的《我们的祖先》《宇宙奇趣》进入到《假如冬夜，一个旅人》这种“元小说”实验，多多少少是出于逃避的心态。 在艰困之中坚持对智识探求的信仰，是杰出的智识分子们的盲目选择。本雅明不得不幻想文字能维护自己，卡夫卡写出那些重复解剖自己、解剖他人的信，执拗地想要延缓个人可预期的结局的到来。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习气高高撅起下巴的俄国诗人，曾说出“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期人”这样目空一切，在死于1938年“大清洗”期间的劳动营之前，真的把自己看做一个先知。《曼德尔施塔姆文选》里的文章，反映了他在十多年的生动期里，一次次为自己时期的文学与文艺做出的判别、写下的评语。他深信文艺和社会是一体的，文艺创作不只是社会大变局的种种表示，更参与到变局之中，他的文艺评论里屡屡呈现“社会如何如何”的字样，又时时急不可耐地宣布“该对过去XX年的俄语诗歌做个总结了”。 他用“喧嚣”来定性“时期”，宣称“我不愿谈论自己，而宁愿追踪时期的道路，时间的喧嚣和萌芽。我的记忆敌视一切个人的东西。”的确，从这厚厚一本文章集里，我们看不到曼德尔施塔姆多少个人的阅历，而他那些不无专断的论调，则显得似乎是时期自己在发声，而并非他的个人之见。勃洛克是他多次谈及的诗人，借着评价勃洛克，他讽刺了“俄罗斯批判界的瘴气”，讽刺了“最糟糕的抒情式交配鸣叫”，在索洛古勃身上，他看到“整整一个人……从那些半生物中间，从生活和文学的那些杂种狗中间脱颖而出”。关于诗艺的新作风，他一向不吝热情地去描画，当然他也不会简单地赞誉，而是总要经过评价别的诗人来识破时期的某些重要讯息。 他的言语腾跃极强，隐喻杂多，很多玄虚的话语显现了一种全面的蔑视，似乎不屑于把观念挑明，让不幸和自己同处一个时期的人读懂。书中关于达尔文《物种来源》的言语作风的文章是最有看头的，曼氏深度赏鉴了达尔文的作品作风，但又坚持住了智力天才一向的矜持。他若能活得更为耐久，该怎样抵御一个汹汹而来的压制人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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