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邦大治 | 这个国度做对了什么？

在政治制度史上，城邦是个共同的存在无论是雅典、斯巴达这样的古代城邦，还是佛罗伦萨、威尼斯这样的中古城邦，它们留存于世的器物、制度与理念常常是后人挖掘的结果。活着的城邦屈指可数，新加坡或许是其中尤为引人留意的一个。这个蕞尔小邦，面积仅700多平方公里，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度都小，却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地，北瞰马来两大半岛，南瞻印尼两大半岛。这不相上下的战略位置，使之成为魏源所说的英伦蛮族”崛起后遍布世界的一个据点成为英帝国的“东方直布罗陀”、与中国贸易的中转站、“世界贸易第二门户”及其海峡殖民地的行政与商业中枢。这块殖民地的存在主要是作为英帝国向远东扩张的节点，其自身的展开并不受注重。在漫长的19世纪，英国把印度、澳大利亚、马来半岛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域的罪犯流放至此，使之成为挤满“全东南亚人渣”的“公共下水道”，持枪强盗和街头黑帮横行无忌，就像一个“东方芝加哥”，一个好像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罪恶之城”。新加坡变成当今充溢生机的自由港和世人注目的现代城邦，是东南亚地域“去殖民化”历史进程的产物。

和你想象的新加坡一样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后，美国取代英国主导方世界，西方国度对非西方国度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格局日渐成形。在此时势移转之下，英国人认识到，让新加坡从马来亚半岛独立出来，成为英国在东南亚的“哥伦比亚特区”即东南亚总督驻地，更有利于帝国的久远利益。无论这是旧帝国试图继续维系统治权的阳谋，还是衰形势下无法的下策，新加坡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掀开了从自治到建的新篇章。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新加坡人而不是殖民者，开端书写频频引发热议的“新加坡故事”。

19世纪初至今，新加坡的政治展开能够分为三大阶段。一是1819-1942年，这123年是乏善可陈的英帝国殖民专制时期；二是1945—1963年，这18年是新加坡人高喊“默迪卡”，反对殖民主义，追求自主建国的时期；三是1965年独立建国至今，这50余既是“新加坡人”的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时期，也是“新加坡”的国度构成(state formation)时期，更是支撑“新加坡方式”的国度基本制度建构(state building)时期。衔接这三大阶段的，是两个过渡时期。一是1942-1945年的日本侵占时期，日自己的残暴统治唤醒了新加坡人的独立自主认识。一是1963-965年的马来西亚联邦时期，这次联盟的疾速决裂让新加坡从背靠大树好纳凉的美梦中醒来，随即发现自己成了马来人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失去了马来亚半岛这个宽广的商业与经济腹，裸露于两大强邻的自然敌意之中，新加坡从此被迫居安思危，险境求生。

1965年独立之初，与同处中国正南方的缅甸老挝、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相比，新加坡地最寡、力最弱，以华人为多数的种族结构最共同，资源最匮乏，保险环境也最脆弱。当时的新加坡人口缺乏200万人，仅相当于阿尔尼亚、洪都拉斯、巴布亚新几内亚、黎巴嫩、巴拉圭、尼加拉瓜、牙买加、土库曼斯坦、多哥、利比亚等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度的人口，政治、经济、社会的展开条件也与之接近。50年后，新加坡人口增至550多万人，相当尼加拉瓜、丹麦、吉尔吉斯斯坦、芬兰、斯洛伐克、土库曼斯坦、挪威等国，但其人均国内消费总值却远远超越它们，跃升至第一世界，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6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只低于8个国度或地域:卢森堡、瑞士、挪威、中国澳门爱尔兰、卡塔尔、冰岛、美国。

不只如此，在这50余年间，新加坡历经“自治”、联邦、独立建国等猛烈的政治变更，在冷战交汇、帝国角的艰难时世中建国，在百废待兴强邻环伺的内外交困中立国，将支离破碎、各自为战的断裂社会展开为多元一体、团结调和的有序社会，从危机伏、岌岌可危的蕞尔小邦展开为治清明、安定有序的现代城邦，直至东南亚地域政治、经济、社会展开水平最高的国度，被称为“东方威尼斯”“东方瑞士”。新加坡何以在虚无缥缈的内外局势下避免政治衰落，树立坚持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次序，这个“新加坡的故事”讲法各异，好比“西方殖民者的故事”，“新加坡人民的故事”，本书将尝试另一种讲法，即“国度基本制度建构的故事”

欧树军 王绍光 著 / 59.00元

2017年5月出版

内容简介

它是老子所神往的“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现代实验，它在艰难时世中建国，在内外交困中立国，从断裂到团结，从危机四伏到安定有序……“小的不一定都是美好的”，这个“小邦”却完成了“大治”，它做对了什么？《大道之行》作者欧树军分离《民主四讲》作者王绍光，历时八年的倾心之作，讲述不同以往的新加坡故事。

作者简介

欧树军，男，新加坡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1996年9月-2000年7月，攻读山东师范大学政法系法学专业法学学士学位；2002年9月-2005年7月，攻读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8月-2009年7月，攻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政治学博士学位。2006年8月-2009年7月，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研讨助理；2009年8月-2010年6月，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讨大学效劳中心助理及荣誉助理研讨员；2010年3月-2010年6月，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讨院驻院学人；2010年7月-2014年9月，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2014年9月，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研讨范畴包含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政治与法学理论、国度理论、民主理论、网络政治、公共政策等。出版著作有《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国度基本制度树立》《国度基础才干的基础：认证与国度基本制度树立》、《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深思》、《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等；发表论文、书评和评论等数十篇，有《美国军政关系的变与不变》《重组美国：特朗普的下一个大单》《新加坡政治中的逆向参与机制”》等。

王绍光，男，1954年生于武汉，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荣休讲座教授，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研讨范畴包含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中央-中央关系、民主理论与理论等。已出版中英文专著与合著约30部，包含《小邦大治：新加坡的国度基本制度树立》《中国国度才干讲演》、《分权的底限》、《民主四讲》、《袪魅与超越》、《安邦之道》、《人世正道》、《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等；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有《从“税收国度”到“预算国度”》《超越“选主”》《金钱与自主——市民社会面临的两难境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