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朝，脑海中最先跳脱出的即是享有“天可汗”之誉、开创了“贞观之治∈抵势的太宗李世民，是“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独一的正统女皇帝”的武则天，也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阔盛世，还是“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的辽远疆域。三百年国祚的大唐无疑是公元7、8世纪亚洲的中心，时至今日各地仍传播着它的盛名。除此之外，我们能想到的还有“贞观遗风”的唐高宗、“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的唐玄宗，对大唐的开国之主唐高祖李渊却较少虑及。各中缘由多因正史如《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对李渊过于“简单的”记载，如《新唐书太宗本纪》中记载：“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只因太宗伙同晋阳宫监裴寂“设计选了晋阳宫女陪侍李渊……（而）被逼就范”，遂有“吾一夕听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意指李渊是“一个依托儿子坐收渔利的开国之君。”而在《去唐朝：帝王与帝国事》一书中，作者常华却以为“晋阳起兵的主脑不是李世民，而是深谙韬光养晦之道的……李渊”；“晋阳起兵”是李渊经过“颇为周密”的谋划后发起的。所依凭的史料是“晋阳起兵的重要谋划人和目睹者”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
《去唐朝：帝王和帝国事》 《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时任“晋阳起兵的重要谋划人和目睹者”，“以'儒雅清显，为一时之称'的温大雅经过自己的亲身阅历”而作的，“记叙了李渊起兵至注销称帝357天中的史事”，为我们“冲破正史的重重迷雾”，“从正史的诸多曲笔之外，看到李渊作为一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的风采”，“看到李渊的另一条生命轨迹”。书中记载，李渊“深谙韬光养晦之道”，“世袭的唐国公爵位，曾经让李渊心中暗暗追比古之圣君唐尧，而广为传播的'杨氏将亡，李氏将兴'的谶语”，让李渊萌发出“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的志向，展示出其“不甘为人臣”的一面。于是，李渊“雄踞太原，眺望四起的烽烟”，开端了“改朝换代”的酝酿。首先是以对立刘武周叛军为由招兵买马，紧接着向“对中原虎视眈眈”的北方突厥“假意应允”以稳定前方，再以“示弱的态度”分离瓦岗寨的李密，以解除“进兵关中”的掣肘。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渊遂“在晋阳设起义堂宣布起兵”，南渡黄河，一举占领了隋都大兴。从前期谋划的周密，到起兵举事的疾速，可见李渊的军事才干和政治才干；从“李渊命长子李建成驻守永丰仓，控扼潼关咽喉”，攻陷大兴后“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之举来看，晋阳起兵“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的结论似是不精确的，部署周密和蔼于示弱远非未老先衰的17岁年轻人所能实施。因而，《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的记载：“晋阳起兵的主脑不是李世民，而是深谙韬光养晦之道的太原留守李渊”较之于正史《新唐书太宗本纪》中的记载：“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要更为可信。
《去唐朝：帝王和帝国事》 对李渊“晋阳起兵”一事的评述，正表示出作者对唐史的梳理并未限于对事情的讲述对发作次第的流水账式记载，还表示出作者对唐代史事记载文本的选取并不全然接受正史，而是以逻辑接受为准，是有自己的规范的，这样的选取改观了“两《唐书》星星寥寥的文字”中李渊的形象，以使读者更深化地知晓唐朝何以成为公元7世纪时的中心，何以成为中华历史的代表。这正是《去唐朝》一书的优点所在。而本书更大的优点则在于以唐诗为脉络，对唐朝历史中止串讲，疏异于以往作品多以传世文献中止历史梳理和推断，是极新颖的。以唐诗为引篆述唐史，正是跟随着唐诗重览了一遍大唐三百年的历史。 翻开《去唐朝》，借助唐诗去接近历史可能的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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